一、谱系学与身体
    福柯本人一生从未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或结构及后结构主义者，但由他所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对西方现代社会及文化的深刻批判，使其在多方面与多维度上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蒙者。他的理论始终与“人”密切相关，其所喊出的“人死了”的口号吹响了西方后结构主义启蒙的号角，全面揭示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吊诡性与虚伪性。我们看到福柯反人本主义的倾向使其无论是在知识考古学还是道德谱系学、权力谱系学中，都全面分析并验证了主体离心化的结论。并且这种分析核心所关注的是针对身心的权力策略，并力求让身体回归自身。换言之，他关注身体经验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发展，其中涉及自身、知识、道德以及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身体回归自身提供某种选择。福柯的身体经验与欲望的主体之间的勾连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分析并判断西方当代社会发展轨迹。这种分析既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所遵循的“解构”原则，也体现了对于现代知识、道德、权力所进行的全面批判。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而且，正是由于知识、道德和权力的覆盖，福柯才提出了主体之死的口号。但是，我们认为福柯身体理论的重点并非仅仅是停留在“解构主体”上，更为重要并需要我们在分析探讨中了解的是其依然关注主体，只是这个主体是不受知识和道德、权力覆盖的主体，福柯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福柯要解构的正是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因此，我们通过对福柯身体理论的研究与分析，发现福柯并非只是简单地进行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他强烈地反对人本主义辩证思维将知识与生存对立起来，而主张将知识与生存联系起来。当然，可以看到福柯仍受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身体处境”论的影响，只是抛弃了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而强调主体与生存的关系。进言之，福柯关注身体同人的行为及其在社会中的生活以及同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与运作，人的主体化的关系，从而致力于“建构”关注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这是福柯研究身体，并力图回归源初身体经验的意图所在。
    福柯利用知识考古学力图摆脱人类学的束缚，将研究走向无意识的层面，揭示话语和知识构成的无意识机制，从而摒弃主体的优先地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地意识到考古学的方法不能将一种权力理论结合到对话语的分析中，于是他以权力为中心的谱系学代替了以话语和知识为中心的考古学，转向了谱系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对权力理论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在这种阐释中蕴含着对身体的谱系学研究。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实际上不只是关注各种社会事物和现象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关注这个起源是如何起源的，即并非只是追本溯源，而是探讨这些起源是如何源起的，及这些源起又是如何成为起源，并如何构成其所导致的整个事件。而且，整个的事件并不归结为某个固定不变的历史结构，而是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依据不同力量关系网络呈现的断裂性不断重构过程。但是，福柯认为这些起源及其不断重构的过程，归根结底都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换言之，福柯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过程能够脱离身体的存在与运作，身体的历史重构过程见证了各种历史事件，身体显露了历史的发展，而历史的发展亦是在不断规训并压制身体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展开身体理论的阐释之初，首先要探究福柯的谱系学对身体理论建构的作用。
    众所周知，福柯是为了恢复话语事件的性质，才展开对真理意志的提问。福柯反人本主义倾向使其设法摆脱辩证理性所维护的主体，采取非辩证思维的分析理性作为方法论原则，这种分析形式既是批判的，也是谱系学的，其目的就是针对真理意志加以提问，并恢复话语作为一种事件的性质。而谱系学观念和事件范畴对于福柯对权力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批评传统的历史观将时间的流逝视为一种因果方式关联起来的事件的逻辑之流，其中每一事件都有一种独立的意义，都形成整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对历史具有一种意义。福柯认为这种历史观假定了每一事件都始终指向一个方向，都按照一种先验目的论对事件进行解释，假定每一思想都有自己的逻辑，这使它们能不受自身的独特性和直接性影响。“然而，对于谱系学而言，就必须考虑下述这些方面：它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的情况下，标出事件的独特性；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守候这些事件”[1]。由此可见，福柯认为谱系学是从不显眼的、无足轻重的真理中，根据一种非常严格的方法建造起来的。它反对一种理想意义和目的论的元历史观，即反对寻求起源。福柯利用对尼采著作的读解，寻找到谱系学反对起源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历史观寻求起源的做法往往将历史的种种插曲当作不可理解的东西忽略掉，努力收集事物的确切本质、加在事物上的同一性，以及先于所有外在的、偶然的和承继的不变形式。然而实际上，“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其坚定不移的起源留下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异他事物的不一致，是一种悬殊”[2]。
    谱系学就是要摒弃形而上学，去挖掘事物背后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福柯指出传统历史观对起源的追寻，就是要找到真理所在，还原到一个先于实证知识的无时间的绝对点，使一种重新发现起源的知识成为可能，而这种知识又不断地运用话语虚构对这种起源的认识。谱系学恰恰相反。它关注伴随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性事件，当历史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非连续性时，历史就成为了效果史了。福柯在尼采的观念中找到了“血统分析”来展开对效果历史的阐释。追随血统的复杂进程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标识出偶然事件，传统历史观认为的微不足道的事件。然而，这种对血统的追寻不是奠定基础，相反，它动摇了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打碎了先前认为统一性的东西，换言之，这种谱系学是一个由断层、裂缝以及异质层构成的不稳定的集合。谱系学所遵循的原则是变化，情感、本能、身体都是变化的，身体不仅仅只是服从于生理规律，它同样有历史性和可变性，“在人——即使他的身体也不例外——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足够固定的，可以作为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3]。亦就是说，对于福柯而言，无论历史还是身体都是不稳定的，不再有连续性和基础存在。事件的出现不过是一种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由此，传统历史观由目的论所设立的基础点就被摧毁了。
    我们发现谱系学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的其中之一的区别就是，谱系学将历史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身体，投向了野蛮和纷乱的底层；而形而上学则相反，它关注的是崇高和抽象的观念。谱系学要恢复身体，还给身体以本来面目和自身的强度，恢复其历史的效果。福柯借助于对“血统”的分析，进一步延伸到对身体的谱系学考察上，因为“血统与身体紧密相关”[4]。在身体上，人们找到了过去事件的痕迹，并产生欲望、失败和错误，并且身体中的这些状态也会彼此分离，发生争斗和冲突。在福柯看来，历史没有内在的目的，历史是以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持续斗争为基础，人的身体就位于这种不同权力构成之间的斗争中心。历史以某种力量作用于身体，并通过身体来发挥作用，但这种方式不能从一种总体的历史观来解释。于是，从谱系学分析的观念中产生出权力和身体的概念。具有主体性质的传统历史观被一种作为历史中枢的身体观念所代替，这是方法论上的一种变化。因为，福柯始终认为历史应该扎根于身体的本能，扎根于强烈的本性，这同形而上的认知主体对理性和真理的要求是针锋相对的。
    在传统历史观中，真理的基础是认知主体的纯粹性和客观性，而谱系学的靶子恰恰就是纯粹的主体。谱系学针对认知主体强调断裂和差异，是因为它将权力和身体引入对历史的探讨中。也正是这个动因才使得谱系学替代了考古学，或深化和补充了考古学。历史的发展不再按照它所揭示的带有主体意义的方式加以解释，而是被理解为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作为冲突中心身体则被这些不同权力力量所塑造。身体作为起源的寓所，在身体上可以找寻到过去事件的烙印，身体是谱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研究营养和消化，及神经系统，这就和主体论分离和断裂了。因为在后者看来，身体只是意识中的因素，意识和灵魂才具有出发点和决定性作用。福柯身体理论的谱系学则昭示了历史在身体上的痕迹与变迁，它在身体上刻写了意识主体的消失，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解放和重新书写。因此，我们认为福柯的身体是作为反本质主义的力量而出现的，“这个身体就是铭记事件(语言标记了事件，思想又消解了事件)的层面，是自我拆解的处所(自我在此表现为一个统一实体的幻象)，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化中的器物。因此，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连接了身体与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5]。在这里，福柯的谱系学研究作为一种血统分析，连接了身体与历史，这使我们看到福柯并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探讨身体与心灵、思想的相互关系，而是要进一步探索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对于个人身体状况及其活动方式的限定过程。这一至关重要的论点在福柯的身体与权力理论的阐释中具体呈现出来。于是，福柯从对谱系学的研究进而展开了其对身体与权力关系的主要论题。
    二、权力与身体
    福柯的谱系学认为，历史没有内在的目的，它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从这种观念出发，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渗透于社会存在的所有层面之中。福柯这种泛化权力关系的思想必然导致其对权力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有关现代身体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身体与权力—知识的关系进行的。
    尽管福柯所阐释的权力无处不在，但他没有去掉差异性，将权力理论普遍化。他对权力的分析并不是以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方式来阐释，而是从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的探讨。事实上，从其对监狱及学校与军队的具体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福柯抽象权力的具体化。他的权力试用到各个领域，规训(纪律)权力正是权力理论在社会理论中的尝试，这足以证明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应用性和功能性及实践性。晚年的福柯认为，权力关系的前提所涉及的各方面应该都是自由的人，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处于他人的掌握之中，成为他人可任意处置的物，那么就不存在运用策略的可能性，因此，权力关系就不存在了。权力关系预设了主体之间的自由关系，反抗是对权力的一个检验。新型的权力运作是从最微观的局部和下层开始，它包含着各种差异和反抗，并由此不断升级。可见，福柯没有将权力关系等同于支配关系，因为权力关系不是一种在场的关系，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权力关系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性关系。这意味着存在的差异性、偶变性与历史性，突出体现了权力总是关系中权力特征，它不是能被某个具体的行动者所占有的所有物，而是一条无尽的线或链，总是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权力，是网络中的权力。福柯从事件系列的角度，将权力与各种各样的事件可能性联系起来，让权力关系成为影响互动的关系的偶变性。换言之，当一个事件发生时，权力关系不仅改变了事件的可能性分布，而且改变了与之相接的许多事件系列的可能性分布。权力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更多区分性，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存在(因此，我们认为这也有效地反击了那些认为福柯权力理论缺少局部差异性的观点。尽管福柯所论述的一般权力理论具有抽象性，但那是作为话语阐释的需要，并不能作为认定其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证据。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分析没有忽视差异性，在其对监狱的阐释中，我们难道没有找到权力理论具体化的踪迹吗？关于具体化的权力理论分析我们在后面对空间的阐释中会详细说明)。
    福柯的权力并非是压制性的，更多体现为一种生产性的实践。他克服了传统观念将权力概念囿于统治支配地位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剔除了权力概念的批判功能。福柯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考，对于我们已然接受的一些话语进行了考古学式疏离。我们对问题史的提问，不再是“什么”、“为什么”，而是什么与为什么的对象，问题史在此出现了分离与断裂，从而将我们从可能回归到统一性的假设前提或冲突论的二元困境中解脱出来。福柯认为完全脱离社会的权力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来看待权力。统治权力在福柯看来是不再有变化的东西，而他所谈论的权力则是不断变动的权力关系。
    将权力机制视作是积极和生产性的，而不是否定性和压制性的，这是福柯提出其新型权力机制的理论前提。于是，在福柯的思想中，“性”变成了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传达方式，性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性知识和性话语也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其结果导致了生命权力概念的出现。从性与生命密切相关的观点出发，权力不再是压制和消灭，相反，权力促进和激发生命和社会的发展。而生命权力正是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在此基础上，福柯认为生命权力先后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借助于生命权力发展的这两种主要形式，性身体的控制通过个人在价值和功利领域的分布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这就是当下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机制)。一种是作为人类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以身体为中心，对身体进行训练，使身体的能力提高，同时使身体驯服，身体的驯服性和实用性同步发展。它根据严密地划分时间和空间及活动的编码来进行活动，将个体身体纳入到规范化的时空中，实现对个体身体的监视、记录、编码、分解、组合、训练，制造出规训的身体。通过这些方法使得人们对身体的运作加以精心控制，不断地征服身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服—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6]。福柯将这种高度肉体化的权力技术称为纪律技术。福柯认为这种解剖—政治学不是要增强人体的技能，也不是要强化对身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使身体在变得有用同时也变得更顺从，或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在较晚时期出现的另一种权力形式是作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它关注生命，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身体，采用的是对人口进行调节的权利技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的影响”[7]。以生命为对象，人口生命政治学关注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寿命和质量，从而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解剖—政治学建立了对身体的规训机器，诸如工厂、学校、医院、军营等，旨在训练出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劳动力；而生命—政治学则通过对人口的控制技术完成了政治上的实践和经济的运作，出现了人口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但是，福柯认为，这两种权力技术并不互相排斥，前者针对的是肉体的人，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规训，既建构了规训的系统与机制，又使个体得到了惩罚；后者则针对有活生生生命的人，通过对人口的控制，使群体的生命在巨大的网络中被整体规划和管理。二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同时又相互作用，规训身体能促进人口的管理，人口的管理提出对规训身体的要求。二者从身体和人种的双重意义上对生命进行控制，围绕着生命和身体而建立起来的生命权力的知识相辅相成地促进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生命进入到历史之中，进入到知识和权力的领域中，进入到政治技术之中。
    在福柯看来，不存在纯粹的知识或纯粹的真理，知识始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对知识、真理背后的机制的揭示，也就是说他始终将知识与权力相关联。“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关联的，不相应地建立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8]，可见，权力关系的运作要依赖于知识体系的存在，而知识体系的存在又具体的展现在权力关系中。二者不能彼此替代，而是相互依存并构成了一个关系体，权力—知识。于是，福柯的权力—知识摒弃了传统外在于权力来谈论知识，让知识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实践，让二者相互依赖，而非彼此地外在于对方。在《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福柯试图切入疯癫体验的深处，以便揭示身体经验是如何受到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道德秩序的掩盖和遮蔽的。在《规训与惩罚》中则更集中和明确地阐明了这一观点。通过分析经验(犯罪)、知识(犯罪学、心理学)和权力(监狱机构的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揭示身体的源初经验在知识和规训技术中的消失。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被联结在一起，在话语的实践活动中，权力—知识才得以对肉体加以建构。福柯认为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犯罪学，人口学等关于人的科学知识的发展都和国家权力技术有密切关系。福柯的权力—知识分析将矛头对准了各种所谓非精确科学。因为它们自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进步，捍卫社会的规范，甚至解放被压制的个人，而它们的话语和实践却表明它们与权力的运作之间的联系。这尤其体现在作为规训权力手段的检查中，它使个人被对象化，在对象化中，人被征服、被认识，成为知识的对象，也成为权力介入的对象。尽管，福柯的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这种依存关系，但权力无疑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
    三、现代身体
    福柯对现代身体理论的建构与他的权力理论分析密切相关。他的身体是在现代规训社会的权力操纵下的被动承受的身体。他的身体理论建构始终伴随着对权力—知识的分析，并且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权力对抗的现代社会。在对权力分析基础上，福柯详细分析了各种建构肉体的纪律技术。其中最著名的是对规训权力的分析。对现代社会中规训权力的分析，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展开的。通过对时空的安排，身体的被规训化状态才得以细致地展开，而权力—知识才能通过客观化各种时空的建构，有效地包围个体，并将其纳入自身的轨道中来。福柯向我们阐释，建构身体的规训权力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赖于人们对自己的管理，依赖于社会控制技术，这种技术是与身体密切相关联的。而时间和空间无疑是福柯探讨现代身体的两个重要维度。这种规训权力所采用的控制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9]。
    规训权力首先是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先要“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空间场所”[10]，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纪律的顺利实施。这种空间还要井然有序，应恰当地布置和分配，依据单元定位和分隔原则，从而能使之更好地被了解、监督、驾驭和使用。这种空间的分配是一种分格权力。福柯从空间角度展开从监狱到学校、工厂等的身体技术的深入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现代社会的基本型构。福柯以边沁所构想的全景式监狱作为现代社会的原型，它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项广泛采用的权力技术。这是一种圆形的建筑物，所有房间都围绕着一个中央瞭望塔，以确保永久的可视性。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不依靠任何物质的控制工具，这个透明监狱基于一种永恒、持续监视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压制性的体系，而这种永恒监视确保了权力在发挥功能。而且这种监视非个性化，不依赖于某个人来实施，而是依赖于建筑机制。现代社会是以透明监狱主义的可无限普遍化的机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一种规训性社会。这种透明监狱主义不仅保证了身体在空间中的有规则和有效率的分布，也包含了一种不断评价或审判的观念：通过规范而进行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规训社会，这个社会是监视社会。
    除了对空间要精心安排外，规训(纪律)权力对身体活动进行了精心的设定，表现在时间上的严格限制，让每个动作、每个行为、每个过程都有严格的时间表，对身体的姿态也反复操练，规训权力不放过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从而使身体变为一个机器，一个工具。在正确地使用身体从而可能正确地使用时间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会闲置或无用，全身都被调动起来。控制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身体和精力的关系，它确保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最大利润，规训要控制和节约时间，权力被作用于时间。
    当然，福柯认为规训身体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权力技术，但无疑它浓缩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特点。福柯的权力关系具有一种不断再生产的能力，既是局部的，也是广泛地贯穿于整个社会，它是一条历史链或线。这样的权力是各种形式联系不同社会关系的线，并且是可以在不同事件中反复出现的技术。惩罚制度中表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机构，或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福柯将其称为规训权力。这种规训权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对于资本积累所需的技术发展都具有同样的根本意义。这种新的权力机制集中于规训的身体的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和征服身体，以便提供一种顺从和富有生产力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资源。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在于身体已经陷入了一种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这种权力关系的网络既约束它的不安分的力量，也增加它的受控制的生产能力。“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11]。福柯找到了一种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和政治经济学，身体的可利用、可驯服、可塑造都是通过政治、经济、权力来实施的。身体的这种可变性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内部，而是来自于身体的外部，来自于事件的场所。事件使身体不断转换、变化、重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事件中，身体是被动的、驯服的。身体不再是尼采的力的洋溢，福柯的身体不是身体内部力的能量的积极主动的创造，不是德勒兹的欲望之流动。福柯的身体是书写身体的政治干预和经济使用，“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12]。福柯的身体受到各种控制形式的支配，在规训的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无形地施加在身体上，身体既丧失了自主性，也丧失了稳定性，在权力的控制和策略下，身体在被动的承受着。福柯将身体视为被动的，是为了突出其权力的主动性。如果身体是被动的在等待判决，那么，权力则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生产者。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身体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因为二元论对立的另一方意识主体为了取得主体地位，身体无疑是其发展的障碍。但从尼采开始，身体被纳入到视野中，为了批判传统的我思主体，尼采近乎疯狂地反转并颠倒了二元论的二元对立双方，身体成为了尼采反转的有效中介。身体及其寓居其中的力，以及权力意志的膨胀都昭示着尼采要用身体作为评估一切的标准。然而，对于尼采的身体内部积攒的力量，福柯没有继承，他的身体缺乏这种力。福柯的身体是处于被压制、被改造、被生产状态，是各种权力操纵和支配下的被动身体。
    四、身体理论问题史的转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福柯的身体概念同他的主体概念具有相似性，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叠性。福柯试图通过对针对身体的权力策略的关注，让身体回归自身，力图揭示身体经验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这种努力是通过探讨经验(疯癫、犯罪、性欲)、知识(精神病学、犯罪学、性学)、权力(精神病院、监狱)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身体回归自身提供某种替代性的选择。
    而在让身体回归的过程中，我们在方法论上看到了一种从主体之死到主体再生的过程。福柯的主体之死是针对知识与道德的遮蔽而提出来的，相较之，主体再生是针对人要重塑某种伦理—美学的生存而言提出来的。主体由死向生的发展过程都是借助于身体的谱系学展现出来的。以上的研究分析发现，福柯的谱系学在身体理论的问题史发展中具有断裂的强大作用。我们认为断裂与延续是问题史研究的两大特征。身体理论的问题史研究自笛卡尔开启身心二分的二元论始，就以各种变化的姿态为人们所不断的挑战与超越。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似乎总是在一种二元论的框架下，一方扬并同时伴有一方抑，始终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长期存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人们对二者的讨论总是处于一个框式之下，不同的只是立场上的分裂，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反，却使其以更隐秘的方式维持下来。然而，发展到了福柯这里，问题呈现出一种问题史的断裂(当然，我们仍会以一种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断裂与延续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理论自身的断裂。进言之，福柯的身体理论研究改变了身心关系的提问方式，所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身心二者孰优孰劣，而是以身体为中枢来探究历史是如何呈现，社会结构是如何建构，当然这与尼采以身体为准绳来衡量世界是有区别的，福柯是要借助于身体来呈现世界。可见，问题不再是通过对以往的理论或概念的简单嫁接来解答。这既是方法论的改变，又是范式的改变，福柯的谱系学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的改变，当然，与其说这是人们通常一般意义所认为福柯对主体的研究是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问题的发问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历史观是以形而上的认知主体为主导发展起来的，是以主体的意义进行解释的历史，它强调认知主体的客观性与纯粹性。但是，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所要针对并批判的对象正是纯粹的主体，先验的主体。福柯认为历史应扎根于身体的本能，扎根于本性，而不是认知主体的理性判断，这是因为福柯的谱系学强调将权力和身体引入了对历史的探讨中，才使发问的方式呈现出一种问题史的断裂。这样，历史的发展就不再是按照认知主体的方式在加以解释，而是被理解为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作为冲突中心身体则被这些不同权力力量所塑造。身体作为起源的寓所，在身体上可以找寻到过去事件的烙印，身体是谱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就与主体论发生了决裂。主体论不是以身体而是以意识为出发点，我思、心灵、意识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主体总能穿透身体达到思想与意识的纯粹领域。于是，我们发现，福柯解构或批判的是纯粹的主体，先验的主体，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主宰性的、奠基性的主体，相反，他认为主体是通过种种被奴役的实践构成的，或者以一种更自主的方式，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被构成的。这样，我们就了解到福柯否定的是胡塞尔的先验主体，因为这种主体首先不是在与生存的关系中，而是在与知识的关系中被界定的，是知识的主体，并进而演变为受道德原则支配的主体。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说明这是福柯要解构的主体。缘由于此，福柯主体之死之说使其更多地显露出与结构主义一样的理论，即否定现代性中的主体价值。在福柯看来这是对现代西方以资本为先的社会的结构的最深刻的批判，是对一种合理性形式的批判。由于批判的强烈性显露出思想理论的极端性(或许只有这样的理论组织结构才能将由来已久的约定俗成的理论痛快淋漓地加以批判)使得福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客体主义倾向。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就此妄下结论，认为福柯是反主体的，我们应该发现，福柯早中后期的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理论家的习惯常于此，不同时期的作品常呈现为后期对前期的解构)，这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我们既应该看到福柯身体理论明显地带有将法国或欧洲的社会经验泛化的倾向，同时，亦应该清楚以身体为载体进行社会批判的片面性与极端性。我们从以上对福柯与身体相关的理论分析中明显地感觉到福柯的身体永远是被动的，它受各种权力的压制与摆布，被塑造、被改变、被生产、被操纵。与尼采的积极主动的身体具有强烈的反差，福柯身体的变化性并非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某种能量(尼采的身体是权力意志本身，是自我不断扩充的能量)，而是来自身体之外的种种事件和权力。这是福柯理论建构最初的目的，即强烈地批判并要解构认知主体的方方面面，也因此使其理论显现出结构主义的倾向，理所当然地从客体主义立场来界定并建构他的权力与身体理论。
    但是，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应该以动态的方式进行解读，进言之，应该对相同的词语进行不同时空的界定。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停留于批判上，我们会发现福柯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解构的主体是知识和道德的产物，而回归的主体是被规训的，用福柯话来说是被驯服的身体。与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反常的事件，于是，疯子、罪犯都在这种反常发展中获得了主体的身份。这也恰恰体现了后现代语境将一些边缘问题推向中心的倾向。我们知道现象学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中转性理论提出身体既是灵性化的自由个体，又由于在世存在而受制处境的限制。福柯看到了这种生存的悖论，提出一种伦理—审美的生存方式，即要摆脱现代性的全面的控制，人应该追求自由。福柯获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将焦点放在对心灵的控制，而是更关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于是问题在这种关注的转变中显露了另一面，福柯在问题史上的转身，使得身体的理论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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