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李佩甫在创作上一直闷着头走实力派的路子。他总置身于各种文学热潮之外，因此容易被批评家忽略，这种思维也会影响到近期的文学史叙述。但时间会对他有利。当时代的风潮随雨打风吹去，当代文学总会有几部过得硬的作品留下来。这里边就该有《羊的门》。因为，这本书写透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结构——呼家堡——乡土中国的微缩版，更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典型形象——呼伯(呼天成)这位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足以列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序列，李佩甫画出了他的灵魂。可以说，单凭呼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李佩甫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立住了。

一个作家和他的“那本书”

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能不能为文学画廊增添不可替代的新人物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最实打实的收获。《羊的门》写作、发表年代(《中国作家》1999年第4期，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现实潮流的涌动促成了他题材的选择和关注点的聚焦，但现实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他有更高的使命。

李佩甫这位农民之子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之子。他的审美经验和精神气质、观察世界和描写世界的方式都被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塑造、所定型。他的明智和定力在于，他了解自己，就像农民了解自己的土地。现实主义是最适合他的创作方式，也是最适合广大读者的文学方式，不管文坛的风向哪一个方向吹，他都坚守自己脚下的土地，并且责令自己，拿出最像样的果实。这就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羊的门》。

《羊的门》或许有原型，那原型就在李佩甫的家乡(即坐落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颖县的南街村，90年代初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河南首富村而轰动一时。李佩甫是许昌人，与临颖县临近，而《羊的门》中的呼家堡被称属于颖平县，古时被称为“许国”。呼家堡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南街村，但二者之间未必有直接对应关系，至少作家自己一直未曾言及此事)。不过，即使有现实原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不意味着有了写作模型——但它却是一个天赐的参照。借助它，作家可以更准确地勘探出这片土地的灵魂。李佩甫是个老实的作家，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以上帝自居，任凭自己的意愿打造一个文学的帝国。他谦卑地执行着写作者的使命，用天赋的文学灵性去捕捉这片土地的灵性，用以塑造一个凝聚这片土地之精华的人物，再投以理想之光，使其成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典型——这正是最适合李佩甫的写作方式。他是个经验型的作家，走的是巴尔扎克的路子，虽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高屋建瓴，却也不被任何一种理念所驱使，而是以扎扎实实的写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一个民族的秘史需要以文学的方式来探究，真正的文学里一定有作家自己的血肉。《羊的门》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剖析和自剖的过程。呼伯是这片土地结出的果实，作家自己被这片土地所哺育，也被这片土地所腌制。探究人物就是探究自己，探究一方水土养的一方人，探究中国人的灵魂——这片中州土地不仅孕育了中原人，也孕育了炎黄子孙。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甚至比文学要大。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在等一本书，李佩甫等到了。

气与骨

现实主义作品的典型人物必须生长在典型环境里，只有坐实了典型环境，人物才能立起来，真正具有典型意义。要写透呼伯这样一个中原强者的形象，必须先对中原文化进行土壤分析。

一开篇，李佩甫就把笔落在这片中州古地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一块小小的、羊头状的地方，那就是豫中平原。”在这块天灾和战乱连绵三千年的土地上，人绵如羊，贱如草，却生生不息。作家着重写了这里的草：“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它们在田间或是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藏着，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不经意的从它们身上走过。它当然不会指责你，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平原上的草是‘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

这就是所谓的“草民”，是历朝历代极权主义的温床，却也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绵延不绝的力量所在。这块土地之所以被称为“绵羊地”就是因为它“无骨”，却“有气”，“在这里人的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人就靠那三寸不烂之气活着”。骨与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关系，构成了平原人性格的根基。李佩甫笔下几乎所有可以称得上“形象”的人物，都在反复思考着这两者的关系，从他们的看法和活法中，可以探测出平原人性格的基本结构。

我们先看一位外来女性的看法。小说中的谢丽娟是一位外来的女干部，因和县长呼国庆的婚外恋情卷入了与这片土地文化的直接冲突中。当呼国庆为了保住权力被迫与妻子的娘家势力妥协而牺牲爱情时，谢丽娟激愤地说：“你们这里的人个个都没有脊梁骨！所以，你们这里的人就老说，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哼，那是一口什么样的气？窝囊气！”在她看来，这股“气”是专门滋养玩权术的小男人的，“它是专门养小的，它把人养得越来越小。它吞噬的是人格，滋养的是狗苟蝇营。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生长着这样的男人。为了权力你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对此，作为这片土地上成功男人的代表呼国庆的回答是：“不错，在这里，生命辐射力的大小是靠权力来界定的。这对于男人来说，尤其如此。这里人不活钱，或者说不仅仅是活钱，这里生长着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这是一棵精神之柱。气顶出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渴望权力是一种反奴役的状态。在平原，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边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奴性，是近乎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

表面上看，谢丽娟与呼国庆的争论是男女性别之争、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之争，其实，他们的争论背后更有着中国文化数千年以来的道术之争，以及更“普世”意义上的理想原则与现实法则之争。

在谢丽娟代表的话语系统里，“气”必须建立在正义的价值取向上，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公孙丑》上)。与“气”相连的必然是“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特别严峻的时候，“节”甚至意味着牺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历史常常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尺度。

而在呼国庆代表的话语系统里，“气”的价值指向被取消了，孟子那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在这里是“能屈能伸”，受得胯下之辱，只要最后能成功。成功是唯一的标尺，成者王侯败者寇。所以，这里的“气”与“忍”相连，这就是呼国庆所说的：“在平原上长大，如果是有灵性的，都会逐渐悟一个字，那就是一个‘忍’字。这个‘忍’字就是他们日后成事的基础。一个‘忍’字会衍生出一个‘韧’，这都是从平原生长出来的东西。这东西说起来很贱，一分钱也不值，但却是绵绵不绝的根本所在。就像是地里的草一样，你践踏它千次万次，它仍然生长着，而且生生不灭。”

谢丽娟的话语系统是一直被大声宣讲的，至少在书本的世界里不证自明。而呼国庆的话语系统则是一直在现实世界中暗暗奉行的，不仅是草民的生存术，也是帝王的统治术。但在以往的文明系统里，它是“只做不说”的，中国的封建政治统治向来讲究“内法外儒”，即使内部再严刑峻法，外表依然仁义道德。这当然虚伪，但虚伪中却包含着一种价值确认，承认在“现实如此”的世俗法则之上有一个“理应如此”的圣人法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有一个彼岸世界。然而，当时间行进至20世纪末，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伴随经济大潮的滚滚而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终于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前台。所以，当谢丽娟责问“你们这里煤是白的吗？”的时候，呼国庆完全可以笃定地回答：“这是这块土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的生存法则。”原本理直气壮的谢丽娟此时无言以对，继而，一边在内心告诫自己“这个人没有一点人格”，一边与他疯狂做爱。不是灵魂屈服于肉体，女人屈服于男人，而是她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那套价值系统遭到了深度质疑、挑战，乃至颠覆。

在李佩甫《羊的门》之前，很少有人正面解析这套运行千年的现实法则。在以往的文学叙述中，凡是以权谋得“天下”的人会被称为“枭雄”，最典型的是曹操。与之对立的一定有一个仁义的英雄，即使像刘皇叔那样“大善近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述也基本延续这一逻辑。只有到了李佩甫的《羊的门》，民间文化、现实法则才拨开种种“正统”的覆盖，正面示人。这里没有“英雄”和“枭雄”，只有“强者”和“次强者”，所有的道德逻辑、文化逻辑都可以被整合进权力逻辑，世界变成单面的，且千年如此，铁打不动。李佩甫能做这样的叙述翻转是时代逻辑使然，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有意无意地成为时代逻辑的代言人，他甚至不贪大而取小，不走虚而偏实，借助“原型”，专挖自己的根。在这种自剖式的解析中，有自陈，自证、自辩，也有对其劣根处深透的自省。

小说开篇不久，他借呼国庆之口，分析这种“有气无骨”文化成因与平原的地理环境相关。“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是块绵羊地，翻翻历史书你就知道了。从根本上说，人是立不住的，因为没山没水，就没有了依托。”所以，这里的人都是点不成豆腐的“二不豆子”，“你说它不熟吧，它黄了；你说它熟了吧？里边又青不愣的。”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无雄山衬托，又无大水滋润，所以，此地的人缺乏血性、野性和灵性。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贫穷。从某种意义上讲，贵靠富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长久而残酷的贫穷，可以培养人超常的“忍”和“韧”，但难以孕育高贵的文明传统。这片曾被称为“许国”的中州古地，三千年来饱经天灾战乱的蹂躏，同时，文明的驯化和权力的宰制又把人腌制了，由此形成了“有气无骨”的特殊文化。在《羊的门》之后出版的“平原三部曲”第二部《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里，李佩甫再次通过一位知识女性——不过，这次是土生土长的村书记女儿刘汉香的思考，更内在地分析了“骨”与“气”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老话叫：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想来，这句话是很麻醉人的。穷，还怎么能有骨气？‘骨’是骨，‘气’是气，骨是硬的，气是软的，怎么就‘骨气’呢？可以看出，以气做骨是多么的勉强啊！‘骨’要是断了，‘气’还在么？那所谓的‘骨气’不过是断了骨头之后的滥竽充数罢了。况且，这‘骨气’也是硬撑出来的，是‘脸面’，是强打精神。往好处说，那是意在改变。要是你一直穷下去，都穷到骨头缝里了，那‘骨气’又从何而来？穷，往上走，那结果将是奋斗或夺取；往下走，那结果将是痞和赖。这都是眼见的。其实那穷，最可能生产的是毒气和恶意……要是再不改变的话，那结果将是一窝互相撕咬的乱蜂！”

在李佩甫的小说里，女性往往代表着理想世界，她们是这片土地的受害者、批判者、逃离者或拯救者。而男人则代表现实世界，是这片土地生出的泥蛋，永远不可能离场的厮杀者，不管是志得意满，还是猥琐卑微。《羊的门》中，在呼伯之外，作家还重点塑造了两个男人的形象，一个是被呼伯视为接班人的县长呼国庆，一个是作为其权力对立面的县委书记王欣华。他们谈不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彼此都是“人物”，同样能造福一方，同样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不过，在呼国庆身上，还是有更多的反思和挣扎，是一个“向上走”的人物。而王欣华更居于这种文化的底端，他的一段肺腑之言恰好可以作为刘汉香分析的佐证：“胆这东西，你知道是靠什么来滋养的？靠恨。乡下娃子，能一步步地走出来，靠的都是恨。恨积得越多，胆就越大。在平原上，不是说人活一口气么。气是怎么来的？气是生出来的。生气，生气，不就是这个意思么。人是靠恨来聚气的，仇恨就是气的源泉。”

这就是呼伯这个典型人物生长的典型环境。这个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具备了典型环境的核心要素。他的“气”是最足的，他的“忍”和“韧”的功夫都登峰造极。更重要的是，他出神入化地将“气”与“骨”连接起来，将诞生于贫穷的权力文化与高贵正统的仁义文化连通，并加入了乌托邦的理想成分。这就使这股孕育了千年的“气”立了起来，冲了出去。于是呼伯不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新灵魂的“大人物”，一个神，一个“在平原上广为流传的传说”。

仁义与权谋

在呼伯正式出场前，小说已经把势造得十足。先是对“绵羊地”三千年文化历史做纵论分析，再是对平原上的“神秘王国”——呼家堡做奇观性描摹，然后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一场激烈斗法，陷入困境的县长呼国庆紧急向呼伯求助，这才把大幕正式拉开——呼伯六十大寿，尽管已再三申明“不受礼，不请客”，那一天，108国道上还是早早就排起了豪华汽车长龙，那些早早下车，步行为呼伯拜寿的，尽是省一级的实权人物，银行行长、省报主编、工商局副局长……这一开场就烘托出了呼伯，这个占地仅仅1.57平方公里的平原村落“当家人”的人脉网和权力网。

“施恩”也是呼伯这个“中原王国”缔造者的生存之道。只不过，呼伯所缔造的“王国”没有暴力和罪恶的色彩，它是合理合法的，更是合乎人情的。它不是“地下”的，而是隐在的，如影随形地隐身在官场秩序和人情世故之中。呼伯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把利益层面的权谋与道德层面的仁义天衣无缝地连接以来，权谋中渗透了仁义，仁义中蕴含着权谋，甚至仁义即是权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自称“玩泥蛋”的民间智者、强者，在他四十年的摸索实践中，已悟道成精了，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脉——儒道法暗暗打通，以道家的阴柔行儒家的仁义成法家的权谋，如此的“中国特色”无以伦比。

呼伯的成功之道中最核心的秘诀是“种人术”。他从不经营商场，而是经营“人场”。他不仅仅是把“人情”储备起来，需要的时候再用。如果那样的话，他仅仅是在收集、调配权力资源。他所做的是直接“播种”权力，当然，这是一个长久的方略，“他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他是几十年一贯如此。这是感情方面的长期种植，他甚至不要求回报。只要他看中了你，只要他认为你是‘朋友’，是‘人才’，那么，他在感情上的栽种就是长期的，始终如一”。经过几十年的“种植”，他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库”。这些人或是呼家堡走出来的，或是呼家堡一手托起来的，每到人生的关键步骤，都可以获得来自呼家堡的有力支持。而呼伯轻易不给他们回报机会，“有些帐必须让它欠着，欠着很好”。越是如此，这些人越是感恩图报。平时事物中的一路绿灯已经是一笔无形资源，关键时刻一声招呼，立刻可以产生惊人的社会能量。

呼伯“种人”不仅在基层，更在上层。作为一个村级干部，能在上层形成一个“老干部网”，靠的是善于抓住政治时机，有过人的眼力，更有超人的胆量。比如，对于老秋。当年，作为下派干部的老秋一番精彩的讲话，就让年轻的呼伯认定此人“不可限量”。于是，在饿死人的时节，他借遍全村，追出八里地，给已经浑身浮肿的老秋送去五个鸡蛋。在“文革”期间，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被打成省内“二号走资派”的老秋背回来，在呼家堡藏了一年零四个月。此时老秋的腰已被打断，但呼伯赌他有一天一定能东山再起。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与“老秋们”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对这些上层人士，无论是他们遇难的时候，还是官复原职的时候，甚至到他们后来退了二线，‘呼家堡’的礼数都是一样的周全。在这里，呼天成奉送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早些年，呼家堡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在四季里，老秋们总能吃到呼家堡送去的‘思念’：那或是几穗刚下来的青玉米，或是几块岗地上的红薯，或是两斤小磨香油，或是一对小兔，一篮红柿……这对那些手握重权的领导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主贵东西。可是在时光里，就不断地有一个信息传达给了老秋们，那是说，有人还念着你哪。在远离省城的乡村，有一个人始终记挂着你呢。要是万一谁出了什么事，这里就是你的家！老秋们能不感动吗？”正是以这种特殊的亲缘方式，甚至利用了政治动荡的隐忧，呼伯织成了一张天网，在别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事，在他是水到渠成。

在这套“种人术”中，呼伯可以说把平原人性格中的“忍”和“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具有着一般人难有的远见和大气。由此，他获得了最大的“时间收益”，每一块在雪中送的炭，都可能是未来的一座煤矿——这是不靠山不靠水、白手起家的穷人唯一的致富途径。何况，这炭火是四十年如一日地燃烧着，不求回报地供应着。于是，“权谋”变成了“仁义”——呼伯就是这样把“绵羊地”人的“气”和“骨”接起来了，这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是尊严。他把给予变成一种艺术，把卑微的“送礼”变成高尚的“关怀”，使一直被贫穷压迫得“志短”的求乞者变为了施与者，使始终在权力的践踏下忍辱求生的草民获得了主控权。这股“气”终于顶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的磁场。

乌托邦与家天下

一个人如果能够凝聚一方水土之精华，他就成为了一个“人物”，而只有能进一步改造这一方水土，为其注入新的灵魂，他才可能是一个“神”。呼伯不仅是平原上的一个传说般的“人物”，他更是一个神。他不但为“绵羊地”上的人接通了“气”与“骨”，更为他们植入了信仰，这靠的不是传统智慧，而是现代理想，使呼伯这个人物常中有变，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村子本来就是社会政治结构中最基础的独立单元，正像《羊的门》中老秋所说：“能治理好一个村庄，就能治理好一个县、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而呼伯这个村干部之所以能让老秋等高官们由衷佩服，就在于他“四十年不倒”，他用四十年心血打造的呼家堡完全是铁板一块，不但渡过各种政治风潮如闲庭信步(如“文革”中像糊弄孩子一样糊弄各路“红卫兵”，还能瞒天过海救下老秋)，甚至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以后，仍以“红色堡垒”的形象挺进经济大潮，创造了令人侧目的经济奇迹和文化奇观。所以，解读呼家堡不仅是“解剖麻雀”，它更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可以供人们做跨时代的生态分析。

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更是对人心的改造。它是一种制度的变革，但在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治”的力量来完成，对于一个村级的执行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呼伯很早就领悟到的。“在呼家堡，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对于那些‘二不豆子’，那些‘字儿、门儿’不分的货，那些野驴一样的蛮汉，他必须成为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眼，他们的主心骨。”

这样的征服不是力的征服，而是心的征服，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提供一套新的价值观，并将之切实落实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新的价值系统确立了，“新神”才能登上主位。而立新必先破旧，这正是呼伯的方略，“要想彻底征服，他就得先摧毁一些东西，尔后才能够建立……”。于是，这位新世界的开创者先借村姑小蛾之死，与河神“决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破除了封建迷信，以“人威”镇住“神威”；再利用建排房、建地下新村的革命性工程，拆除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宅基地、祖坟，从而推倒了千百年来统治乡村宗族伦理和辈分关系；之后，又通过一次一次的“斗私批修”会使人从家族血脉中分离出来，成为孤单恐惧又激愤激昂的个体。在旧的地基基本被拆除后，再创造性地利用“开会”这样一种新社会的新形式凝聚人心。“应该说，是会议照亮了呼家堡的漫漫长夜。这是呼家堡的一个创造。正是呼家堡把‘会议’这个群体集中的形态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的呼家堡，召开会议成了呼天成的一个法宝。他发现，只有会议才能把人的精神‘团’起来，会议像是一根绳子，捆住了呼家堡的人心。……会议也成了呼家堡人的兴奋剂，会议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用：对于呼家堡的女人来说，会议成了她们的‘戏台’；对于呼家堡那些光棍汉们来说，会议成了他们的‘女人’；对于呼家堡的老人们来说，会议成了‘红日头’，成了他们靠在南城根儿捉虱的日子……在会议上，呼天成成了真正的主宰，成了一呼百应的核心。”

在社会主义新村缔造的过程中，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呼伯运用了很多传统社会没有的新思想资源，如唯物主义的无神论，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的理念，以及从大寨学来的具体经验，等等。当然，这些新社会理想的成功实施，靠的是呼伯对村民性格的了如指掌，恩威并施的铁腕手段。虽然在此过程中，使一些人受到伤害(比如“斗私批修”会上“箩人”，导致仅仅是爱占小便宜的村民“窄过道儿”羞辱自尽)，但为更多的人谋得了福利。这福利不仅是物质上的(如一排排新屋建起)，也是精神上的(如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各种政治运动还焕发出农民们自身未知的政治热情，尤其那些在宗法制度下被压抑的人群，妇女、青年、外来的能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翻身”喜悦——这些都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述中刻意回避的。从另一角度说，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小小的呼家堡在一个好“当家人”的英明领导下，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但同时，一种内在的矛盾也更突出地体现出来：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通过“家天下”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大公无私和个人独裁构成了其缔造者矛盾性格的一体两面。

神道与魔道

当一个理想社会是靠个人权威来维持的时候，个人道德的纯正性就变得极端重要。在这方面，呼伯几乎是个圣人。他没有任何物质欲望，吃面条，住草房，穿旧衣，行为低调，从不张扬。在人伦亲情方面也是六亲不认的孤家寡人，他唯一受到挑战的是情欲，而对情欲的克制正是其超凡入圣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其由神入魔的过程。小说用了很多笔墨描述这一过程，这是全书最狠最深的一笔，这个神一般人物的不治内伤终于被揭示出来。

那个让他迷恋也迷恋他的女子叫秀丫，是一个被他救活又赐嫁村民的南方女子。作家在她身上投射了一切最打动男人的女性特质，美艳，纯情，忘我，顺从，无惧无畏，无怨无悔。动人的秀丫鼓荡起壮年的呼天成疯狂的情欲和强烈的占有欲，然而，他却一次都没有占有她，而是把她当成了修炼的工具。表面上，他似乎在和另一个男人(秀丫的丈夫)进行着一场比意志、比耐力、比韧性的战斗，实际上，真正的敌人是他自己，“呼天成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他发现，像他这样的人，是需要敌人的。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不怕那个人，他甚至可以把那个人的灵魂捏碎！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那个人当成了一口钟，时时在自己耳畔敲响的警钟。那人是在给自己尽义务呢，那人就是他自己的义务监督，有了这样一个人，他就可以时时地提防另一个自己了。于是，他把自己锯了，他把自己的心一锯两半，用这一半来打倒另一半。”

于是，在空旷的场院上，在自己的小屋里，甚至在秀丫丈夫的新坟边，呼天成一次一次向秀丫发出冷酷的命令：“脱！”然后，自己对着雪白的胴体练功，“这时候，躺在床上的秀丫，对于他来说，就变成了真正的‘牺牲’。‘牺牲’二字，似乎只适用于女人，也只有女人才配用这‘牺牲’二字！面对秀丫的时候，不能说呼天成没有痛苦，痛苦是有的。那痛苦就像是一条蛇，一直缠着他。他就一直用练功来把持自己，那一式一式的功法练起来时，叫人根本无法分心，一旦进入功法的境界，面前的景象就成了一具白色的幻影，成了一种幻觉，只要屏息凝神，那幻觉就会慢慢地消失。这场精神战持续了很久很久，越练，心中的渴念越小，越练，身上的气感就越明显。后来，呼天成觉得，他确实是战胜自己了，同时也战胜了外边的那个‘声音’，作为呼家堡的当家人，在这一点上，他是挺过来了。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就再也没有过不去的桥了。”

经过一次一次超越极限的自我训练，他终于练成了“神功”，能够控制自己的一切欲望，甚至无欲无求了。而这无欲的背后，却是人世间最大的欲望，“他曾多次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仅仅是要一个女人么？你要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你就必须是一个神。”这里的神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魔鬼，而呼天成的修炼法显然已入魔道。在他进行那些魔鬼一般的训练时，顾及过秀丫的痛苦吗？没有。她甚至不是“牺牲”，而只是“牺牲品”，她为了爱而奉献自己，却仅仅成为了爱人欲望的工具。呼天成不是不怜惜她，但是欲望已经吞噬了一切，包括爱人和自爱的能力。小说有关“练功”的情节安排中显然颇有寓意，呼天成所练的是达摩的《易筋经》，呼天成最后练成了神功，也把自己练成了废人，最后得知这本书的进贡者原来是秀丫的丈夫。这样的情节设计中带有一定的刻毒，显示了作家对呼天成这个人物圣人光环背后残酷性的揭示，如同在天堂的背后推开了一道关闭不上的通往地狱的门。

呼伯是一个由人而神的人物，这个人物最大的神采在于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他最危险的地方也在于混淆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为了实现理想，他不择手段，用仁义润泽权谋，用乌托邦理想建构个人权威。这固然可以建成一个奇迹般的“王国”，甚至建成一片人间的净土，但是却从另一角度透支、侵害了理想价值。

小说最后的场景很有象征意味，弥留之际的呼伯最后的愿望是想听听狗叫的声音，但全村已经没有一条狗了，所有的狗都在多年前的一次杀狗运动被杀光了。这些年来，整个呼家堡只有一个声音，不但没有其他的人声，甚至没有狗声。最后，最忠诚的“死士”徐三妮跪在地上学起了狗叫，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学起了狗叫。这是最彻底的臣服，也是最大的讽刺。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呼家堡因一个强大个人的力量而遗存下来，最终也将随着这个人的离去而终结。

《羊的门》(1999年)是李佩甫计划的“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随后又推出了第二部《城的灯》(2003年)，那里面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冯家昌——他是高加林的后继者，陈世美的现代版，作者再度翻转了以往的叙述，对这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充满良心罪恶的奋斗之路进行了内在剖析，因体味入骨，谴责愈显沉痛，从而使这个千古一律的道德批判故事获得了更复杂的现实解读。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城市白皮书》(1995年)、《金屋》(2000年)、《等等灵魂》(2007年)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由乡村到城市，由官场到商场，但始终不离平原。他的创作始终是书中有人，书上有神，以此才能透视各色平原人的灵魂，或者说平原人灵魂的方方面面。我们期待看到据悉已经在计划中的“平原三部曲”的终结篇，相信那里仍然会有一个有分量的典型人物，他的诞生会使李佩甫一直致力于打造的“平原人物画廊”更加完整，也可以使读者有一个更新的角度回望《羊的门》。

【作者简介】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

（转自：《中国作家》(京)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