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的“北京”、“中北京”的方位及产生年代是世界学术难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众说纷纭。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论证，同时认为玛纳斯实有其人，《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的真实历史，由此柯尔克孜人10至12世纪历史空白的填补成为可能。
    关键词：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自16世纪毛拉•赛夫丁•依本•大毛拉•沙赫•阿巴斯•阿赫包坎德所写的波斯文《史集》中记载了《玛纳斯》核心部分的主要内容以来，几百年间《玛纳斯》多种变体已被翻译，不少问题已被反复研究，各国学者已写出了数以千计的专著或论文。这些论著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史诗初生形态产生的年代和玛纳斯远征和平进入过的“北京”的方位两大问题。
    各国学者对上述时间和空间两个问题迄今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悬而未决，难见定论。①困扰着众多研究者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正确可行的研究办法以致找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考虑到在同一部作品中，时间和空间处于同一系统，就被描述的同一事件而言，二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和接近现实的和谐性。就时间和空间比较而言，时间较易受到人为改变，因为它本身具有流动性，空间则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是凝固了的历史。对某一空间来说，陌生的人不可能对之有高度精确的描述。《玛纳斯》中对许多大小空间不乏十分精确的描述，北京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认为首先考定“北京”方位，应成为课题的突破口。
    由于政治沿革变迁的频繁，民族宗教的纷杂以及辖境推移、民族迁徙、部落分合、城邑兴衰、民族兴亡、地名更易等多种历史现象在史诗中的积淀杂粹薄厚不一，就使得史诗的构成非常复杂。那种仅根据某种相似和带臆想性的把史诗简单地与历史比附的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透过史诗中大量精美感人的诗句、透过史诗中纳于不同时代叠落交织的故事和令人棘手的层面不清现象，站在人类学的高度上，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突破常规和经验的束缚，由小见大，由表及里，去“虚”存“实”，去伪存真，切切实实地寻找历史在史诗中留下的真迹。
    这篇文章主要借助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名演化史)的研究成果，严格对照居素甫•玛玛依变体的原文(少数诗句因柯文原稿遗失，只能用原始汉译文)对“北京”方位进行多方面探索，得出结论。
    一
    国内外有的专家学者著文说：“古代柯尔克孜人心目中的‘北京’指的就是北方的重要城镇。”“无论在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里，还是在其他有关资料中，‘北京’都是一个较宽泛的地名，有时指地区，有时指要邑，有时指都城。”不对，在居素甫•玛玛依变体的《玛纳斯》中，“北京”都有具体所指，都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虚构，不是念错、听错、理解错的问题。玛纳斯本人先是不知“北京”在什么地方，但他的结拜兄弟阿勒曼别特本人就是契丹王子，曾生活在“北京”、“中北京”，是他带领队伍，经过漫长的长途跋涉，打到北京的。居素甫•玛玛依老人曾多次对我和尚锡静说：“柯尔克孜人能进入‘北京’、‘中北京’，阿勒曼别特是立了头功的，没有阿勒曼别特，玛纳斯连‘北京’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关于“北京”方位在居素甫•玛玛依1961年第一次为工作组演唱时，就已唱得清清楚楚。只是因为居素甫•玛玛依老人没有地理知识，不知自己唱的《玛纳斯》中的“北京”、“中北京”该在什么地方，不知黑山、红山、黄山、黑河在什么地方，不知该对大兴安岭、长白山、大黑山、高丽、黄海、山东、通夏、安州、满州该做如何解释，但这些地名在《玛纳斯》中的集中出见，本身就已显现了“北京”方位的确切性。如：在远征的路上楚瓦克和阿勒曼别特之间发生争执，阿勒曼别特在沙勒别尔大坂上面对玛纳斯叙述自己身世时说：“你喊叫自己/曾去过北京三次/要去的北京/还在很遥远的地方/路上有大坂/有激湍的河流/那里有数不尽的/各种部落的人们/过去你去过的地方/并不是北京/……中北京和边北京/都被我占领了/你这样给人们宣扬/恰恰与你吹嘘的相反/你却从来没有去过真北京。”[1]
    许多中外专家学者关于“北京”方位的说法诸如“北庭”说、中国首都北京说、中亚喀拉陶(黑山)说、“哈拉和林”、“忽兰忽什温”说以及“在公元840年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曾占领过的维吾尔帝国的中心市别伊一京”说等等，还有什么匈奴首领“冒顿”说，明代卡勒玛克首领也先说等，都与居素甫•玛玛依变体所指的方位不符。有人断言：“漠北草原上的地名在(居素甫•玛玛依的)史诗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更是没有起码的地理知识。
    其实，居素甫•玛玛依在他的唱本中，对“北京”、“真北京”(或译为“原北京”、“本北京”)、“大北京”、“卡坎”(大汗之地。史载：辖嘎斯曾于1931年遣使契丹，成为契丹属国)、“坎屯”(多矿之地。后有专述)的方位及其毗邻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早已说得相当清楚了，有的地方更是说得非常明确。例如阿勒曼别特在“京城下之战”前和玛纳斯、楚瓦克、色尔阿克来到“离北京已近”的萨亚孜地方的黑山顶上对“北京”进行实地侦察时，向玛纳斯等人介绍说：
    让我把家乡的山川，
    一五一十缕述明彻。
    ……
    东方之地尽与海相连，
    有地曰北京一座城郭，
    在那大海之中坐落。
    除了黄金还有白银，
    矿产丰富，所产甚夥，
    在那平民百姓之中，
    称“生命之山”传颂啧啧。
    在那北方，我的雄狮，
    有长白山千岩万壑，
    伸入大海绵延曲折，
    绕过突出的海岬尽头，
    绕过海中的峰峦岩崿，
    转到海角的那一面，
    有高丽的田野山河，
    有巨人“朵”的百姓乡国，
    立于君前的阿勒曼别特，
    曾在那里诵经习课，
    那不死的异教徒巨人，
    活了八千岁不曾病殁。
    与冰洋紧紧相连的，
    大小兴安岭山野辽阔。
    (虽未目睹，但听人说)
    青草蔚茂、树木连坡。[2]
    那成排成排的围墙，
    那星罗棋布的林园，
    总起来说都称北京，
    这块地方即坎屯地面。[2]
    根据这两段诗句(尤其当我们用其中地名明确的地区去界定时)“北京”只能框定在契丹的主要国土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再用前后内容参对地理学研究成果，“北京”在居素甫•玛玛依唱本里所指的方位(大范围)就很清楚了。
    关于“北京”这块地方，阿勒曼别特曾反复介绍。在居素甫•玛玛依1961年的唱本中，阿勒曼别特在萨亚孜山上还介绍了这样的内容：“那倒映在水中的高山/正是叫山东的地方/那是大海这边的界线。”(按：界线似应译为“海岸”)[1]
    楚瓦克在“京城下之战”中走失了方向时，“他赶着卡勒玛克兵丁/一直追到大黑山中/又转到长白山中去了”。②
    唱本中还有诸如：“安州汗王尼斯卡拉”、“在大兴安岭中/西甫沙依达尔正在打猎”、“在长白山的海岬上/在露出海面的石岛上/在黄海上……”“他行进在长白山地/山的那边便是高丽/(“北京”)南面流的是黑河。”[3]
    许多诗句都说明了“北京”所在地理大环境和周边邻近地区在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里都是十分明确的。当然，这里面也掺杂着不少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查清的地名。
    如果我们参照地名学来研究以下地名的演变过程，就会对“北京”在居素甫•玛玛依唱本中确实是指契丹主要国土这一点深信不疑了。
    大兴安岭：我国内蒙东部的大山，南北长约1500公里，辽、金时称金山，元、明时称黑山(哈刺温山)，清时称大兴安岭。从《玛纳斯》内容上看，《玛纳斯》生成时北方兄弟民族已称其为大兴安岭了。
    长白山：我国辽、吉东部山地的总称，隋朝时称徙太山，唐时称太白山，辽、金时，长白山始成定名，“人们观念上的千山不过是长白山的异名，可说是一脉相承”，“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源。依水而居的古部落人对长白山十分敬畏，历代王朝也视为神山，顶礼膜拜”。顶礼膜拜和敬畏的原因大概是山中多有火山运动发生的缘故，长白山天池火山曾于750年至966年间喷发过，1665年至1702年间，还有过几次小喷发。[4]《玛纳斯》中说活了八千岁的神人巨人“朵”在长白山中主持学馆教授巫术及射箭等各种武艺，是阿勒曼别特、西甫沙依达尔和40个将军的“少爷”们共同的师傅，个中也有视长白山为神山之意。
    关于长白山，唱本中还有一段十分精确的描述：“长白山是条很长的山脉/(它蜿蜒迤逦至今犹在)/它山脚下的平原很宽广/坡梁全被森林灌木覆盖。”[2]
    长白山脚下的平原即松辽平原，亦即8世纪初设立在蒙古草原上的“阙特勤碑”、“暾欲谷碑”中提到的“山东平原”(《古突厥碑铭研究》一书作者芮传明先生的考证)，用“宽广”来描述它是恰如其分的。
    高丽：即今日的朝鲜半岛。隋时北部称高丽、南部称新罗与百济，唐时先是北部称高丽，南部称新罗，后全境称新罗，五代十国、辽、金、宋时期全境称高丽，元、明、清时称朝鲜。
    大黑山：即今日长春、沈阳间的大黑山，为长白山余脉，在契丹时代临潢正东偏南方向。楚瓦克自“北京”走失，先进入大黑山，再走入长白山完全符合先后顺序，换句话说，唱本中的“北京”只可能在大黑山西面。
    夏阳：歌手解释说是沈阳，沈阳在柯尔克孜语中发生音变而成，沈阳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契丹时代称沈州。从《玛纳斯》的内容来看，玛纳斯占领“北京”时，老百姓已称沈州为沈阳。明代改称沈阳。自古对一个地方的称谓，民间与官方往往不同，有的后来统一到民间称谓上。
    安州：契丹时代东京道地名，即今辽宁昌图县的四面城。[5]
    山东：契丹时代东京道地名，即今辽宁辽东湾(契丹时代称辽海)海滨之北镇，因在医巫闾山东麓而得名，紧傍医巫闾山海拔879米的主峰望海山。从契丹“北京”附近的萨亚孜山顶用千里眼向望海山眺望，说，那是大海这边的“海岸”是恰当的。还有，据有的学者考证，早在8世纪初，北方突厥语民族就称松辽平原为“山东平原”。这里的山，不是指的太行山，而是大兴安岭，北方兄弟民族借用汉语“山东”词汇而引申变异后的意义。明朝官方则把今辽宁、山东合称为山东(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值得注意又饶有风味的是，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居素甫•玛玛依“不懂地理，把‘北京’的位置安错了”。但至今居素甫老人仍坚持说，“北京”在山东。“我就是那样根据一代代的传承唱下来的”。他是演唱大师、民间艺人，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懂地理，出名前，又久居我国西部边境偏僻的山沟中，不懂得如何考证自己演唱的地理史的内容。但他的唱本和他的解释却有如此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恐怕就只能说他的变体和他所依据的古变体在传唱的过程中，从第二个《玛纳斯》歌手起一贯忠实于早期面貌。
    二
    广义上的“北京”大方位既已框定，玛纳斯远征的“真北京”(“本北京”、“原北京”)在这个范围里的何处呢？粗看起来，可以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解决了，但那样做不仅会使我们有可能回到比附历史的老路上去，而且会使我们忽视居素甫•玛玛依唱本中包含的各方面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仅举一例，比较前后两次演唱的同一段落，便可明白这一点。如：一次阿勒曼别特向玛纳斯讲述身世时说：“名叫北京的城市/住着叫艾散的汗/那里的非人工修建的/还有个金山。”[1]
    有的学者就曾用历史比附的方法把艾散汗比附成卡勒玛克的也先汗，也先汗在明朝攻打过今日的北京，而《玛纳斯》里的艾散汗却是“北京”的守护者。
    用比附历史的方法，此段因在史书中找不到对应的记载，很可能被混淆。其实，这个金山，当指那个只有契丹一小段时间内被称为金山，元、明时又改称为哈刺温山(黑山)的大兴安岭。契丹上京临潢(即今日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波罗城遗址)，就座落在大兴安岭山脚丘陵的乌力吉木伦河(契丹时称狼河)畔的小平原上。临潢这个城市，以城临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得名。“神册三年(918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938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6]“天庆九年，被金人攻陷焚烧掠尽”。[7]
    再比较前后两次演唱的这一段落，用比附历史的方法同样容易被忽视：
    玛纳斯、阿勒曼别特、楚瓦克、色尔阿克四人在萨亚孜山顶上对“北京”进行战地前沿侦察时，玛、阿二人曾有过一段对话：“啊，阿勒曼别特/那远处的黑山/那边的黄山/这是你的什么地方？/……在西方的像镜子一样闪光的/那又是你的什么地方？”
    “那只能看到山尖的红山/是出产赤金(矿)的地方/那里有(产)红金造的金币/许多叽叽呱呱的契丹人/在那里采挖金矿/……那高大的黑山/是出产茶叶的地方。那闪闪发光的地方/就是出产碱的地方。”[1]
    上述唱词是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柯语班同学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实习并参加《玛纳斯》工作组时，居素甫•玛玛依初唱的片段，当居素甫•玛玛依1979年在北京第二次为工作组重唱这段内容时(第一次重唱在1964年—1965年全部资料在“文革”中丢失。后找回部分残稿，现存中国民协)，他唱的是：“黑山扑面一堵绝壁/层峦叠嶂丛丛密密/山脊高耸凌空兀立/中间那隐现的黄山/曲折逶迤将一方屏蔽。”[2]
    这黑山、红山(赤山)、黄山三座山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部分均已赫赫标出，黑山、赤山标在第六册宋、辽时期“临潢府附近”专页上，黄山则标在第八册清朝时期第57—58页及“直隶”专页上。它们分别坐落在临潢西北、正北、东北距临潢几十公里至百多公里的地方。唱本说“萨亚孜山是很高的大山”，如果它是大兴安岭位处临潢西北的那座海拔1949米的高峰的话，站在这个“北京”附近最高的山头上，面向“北京”，则黄山正是在黑山和赤山中间。
    关于1961年唱的“那闪闪发光的地方/就是出产碱的地方”，1979年则唱成了“一眼望去那片发白的/大坨小坨到处亮闪闪/是枪用火硝和食盐/硝泡子正沸腾飞溅”。[2]这硝泡子，在当代地图上有的称达布苏盐池，有的称额吉诺尔(母亲湖)，有的仍称硝泡子，在辽代地图上称大盐泺(广济湖)，位处临潢西北不远的地方，但从《玛纳斯》的内容上看，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就已称其为硝泡子了。
    不难看出，事隔18年，两次唱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实在为老人的记忆力惊愕，也为他和他的历代前辈们忠实于自己变体传统演唱的态度所感动。
    唱本在“京城之战”的片段里，曾多次提到附近的“喀拉苏(黑河)离北京已近，”[3]已在“北京的边上”，[3]“北京”的“南边流着黑河”。[3]在《中国历史地面图集》契丹临潢专页中，黑河在临潢西南约70公里处，明时称哈刺母林河(黑河)，又称黑龙江，今称查干木伦河。唱本里还说：“被释放了的四十个孩子/在离北京三天的地方/在阿加特哈热黑苏河(黑河)/人们集中在这里。”那时候人们从北京到黑河，一般都走三天，中间有两个食宿站。(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临潢府专页)
    唱本对玛纳斯率大军临时扎营为进攻“北京”作准备的地方的地形地貌有过详细、生动的描述，如：那里有“咕嘟咕嘟冒泡的许多湖泽”，有能“把牲畜蹄子烫坏”的“沙漠”。在“北京”附近黑河边扎营后解决大军粮草时还能：“在丘陵射杀公羚羊母羚羊/在乱石丛中射杀公山羊/在森林射杀公鹿和母鹿/有时也射到豹子和苍狼/弯弓射箭点药捻打枪/从湖里捕获鸭子和鹅/从戈壁射杀狐狸和红狼/柯尔克孜人就这样解决给养。”[2]
    上述描述与现代地图集中巴林左旗四周独具特色的地形、地质、地貌太相符了，它几乎集地球北温带地形地貌之大成：高山、森林、戈壁、沙漠、河川、湖群、沼泽、草原、碱滩、盐池、矿山、丘陵、园林、农田……在世界上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块与《玛纳斯》史诗中所描述的如此相像的地方了。
    唱本中称“北京”为“坎屯”也不是靠比附历史可以解释的，必须考证语义和地名再与史料比较，“坎屯”原为汉语“矿屯”，意为多矿之地，借入柯语后，依柯语发音音变规律而成。契丹的冶铁业很发达，故以“冶”为名之地甚多，仅在上京、中京、东京地面就有“铁利州铁冶”、“柳河馆铁冶”、“曷术部三铁冶”、“潢河北阴山之金冶”等近20处。前述居素甫•玛玛依唱本中的红山(赤山)金矿即“潢河北阴山之金冶”。古柯尔克孜人称“北京”为“坎屯”(也可能契丹人早在建上京之前这块地方就有如此称谓)，且以“地面”相称，真可谓太贴切不过。这不仅印证了史载的我国东北及内蒙东部在契丹时代“创立的矿冶广泛开发”兴冶采炼的那些史料，也充分证明了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唱本的多学科史料价值。
    三
    唱本中关于“真北京”这座城市的建筑风貌，同样描写得具体生动，说它有“雄伟的城墙”、“宫殿金碧辉煌”、“皇宫有金制的大门”、“金色的长廊”、“高大的铜柱”、“笔直宽阔的大街”，辟有接待信使的驿馆，皇宫有卫士守护，出入皇宫要用通行证，[2]皇宫内有五色缤纷的花园，花园里有古朴典雅的楼台亭阁，等等。再去印证史料，与契丹时期上京当时的状况，竟是惊人地相似。
    契丹史载：上京乃“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6]“周长8916米，分南北城，北城即皇城，城高三丈”；“垣外每隔90米有马面敌楼”，“城门加筑瓮城”；“南城谓之汉城，城高两丈”；[7]“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6]以及在临潢设有“上京巡警院”，[8]等等。这些史料的记载都能在《玛纳斯》中找到印证。
    唱本中几处对“北京”的护城河也描绘得非常细致而明确。诗中曾在“京城下之战”中唱到空吾尔巴依被玛纳斯追杀时骑着他的铁骊宝马奋力跨过护城河逃进城里，而玛纳斯在护城河外束手无策，竟至要杀掉自己的神驹阿克库拉，护城河上设有吊桥装置供“自己人”出入，充分反映了以马背为家的古柯尔克孜人对“半定居半游牧”、“筑寨居之”的民族城郭的惶惑与兴趣。临潢城外有护城河，这在《辽史》、《契丹国志》等历史资料中，都没有只字的反映，但“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进行全面勘探和试掘”时“据钻探得知，城外有护城河，河外有堤”(《中华发明发现大典》第108页“辽上京遗址条”，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玛纳斯》可作为辽史的补充史料，不少地方比《辽史》、《契丹国志》内容还丰富。
    北京不是一般城市，
    对它不能等闲小视，
    城高达四十根毛绳，
    修有城楼巍峨雄峙，
    其间还有巧妙无比，
    令人惊异震悚之事，
    宽足足四十根绳子，
    深也四十绳的城壕，
    是条长沟挖得笔直，
    整个城壕蓄满了水，
    像大湖护卫着城池。
    你们看罢，人类子嗣，
    它的城门里外三层，
    门扉全用精铁打制，
    无论开启或是关闭，
    都需六十个大力士。[2]
    唱本中还有“北京”有六十个城门的内容，六十是个艺术上夸张的说法，但上京临潢的城门确实气势夺人，气象万千，里外三层，为数不少。仅史书上的记载下来的名字就有承天门、金鸾门、宜庆门、迎春门、雁儿门、顺阳门、南福门、金凤门、西雁儿门、安东门、大顺门、乾德门、拱辰门、东华门、西华门等多座。
    受比附历史方法局囿，不少学者认为，居素甫•玛玛依变体中的“北京”，太像今天的北京了。有学者怀疑歌手是以今日的北京模式去描述的，前苏联学者有的甚至认为《玛纳斯》中的“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些学者看不到契丹上京临潢是“汉族大臣康默记总理修建，仿效中原地区的都城设计，在建筑形式上沿用中原地区的营造法式”的。[7]不仅在建城方面，辽还在官制、法律等方面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整套的一国两制政策。《辽史》中无论政治、文化，不少地方都使用了“依汉制”字样。至于“北京”的繁荣，唱本中也描述得很多，说它“大街上熙来攘去，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城内有“乐器店”，有“店栈”，“摊贩摆满长街”，“卖丝绸和棉织品”，沸沸扬扬，繁厚富庶。
    契丹同与之相邻的国家、部落、长白山外的高丽、隔海的日本乃至远在西方的波斯都有很密切的使节往来与贸易关系。它横长的疆域也方便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契丹的繁荣吸引了诸国使臣和各方商旅纷至沓来，“上京商旅辐辏、邸店骈列，交易相当活跃”，[9]成为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高丽国、龟兹国、于田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镔铁兵器、斜里合皮、褐里丝、门得丝……契丹回赐至少不下四十万贯”。[10]其中回鹘与契丹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上京“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6]
    唱本中还多处描述了契丹国人(除契丹人外，汉人占很大部分)的风俗和“北京”附近的风貌，“艺人在大街上卖唱/众多行人围观叫好儿”，“乐器使用二胡”，[1]“杀猪先绑上四脚”，“用地毯把外交使臣抬进住地”，等等，都是史载契丹时“蕃汉合作”(一国两制)体制的佐证。“北京”周围“林园星罗棋布/往更远的地方眺望/屋舍围墙鳞次栉比”，“杏树很多”，“有能种植的七十种谷物”，“草滩片片”，“他们的猪比四种大畜还多/他们把猪叫做玛痕”等等诗句，也与史载临潢附近“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说法相符。
    在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中还对“北京”城内的信佛、佞佛之风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塑有泥胎的庙宇/最少也集中了十万人/都在庙里叩头祷告”，[1]“在宽展的大庙中/十万异教徒磕了头”，[2]“叽叽咕咕说话的契丹人拜奉泥佛”。[1]《辽史》载：临潢建城时即广修庙宇，仅城内名刹就有佛、道、儒的天雄寺、义节寺、崇孝寺、安国寺、祖先寺、开龙寺、贝圣尼寺、孔子庙、太祖寺、天长观等，镂金错彩与富丽堂皇的皇朝宫殿、宦门后宅纷然杂陈、交相辉映。下列诗句可以说明佞佛之风已进入朝政：“空吾尔巴依大英雄/右边随员三十二名/帮办公务不离身影/左边四十人都像他/森然端坐俱是将军/还有八十人是绅士/掌管文书辅佐行令/念珠挂在圆圆脖颈/佛像全在怀中揣定/夜里不睡坐禅修炼/都督多数都走不动/有哭有笑议论声声。”[3]
    从史料看的确如此，契丹皇室每年“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按时按节地举行告庙、谒庙仪式，“饭僧动辄以数万计”，会同五年，太宗因太后病，“饭僧五万人”，[11]大康四年“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11]由于朝廷提倡佛教，优礼僧徒，贵族歙然从风，“多舍男女为僧尼”，竟至“一日而祝发三千”。[12]连《金史》都称“辽人佞佛尤甚”。在临潢遗址附近，现代地图标出以庙名作地名的地方就有四十几处，而距临潢仅300公里，建城比临潢晚89年的中京大明城(今内蒙宁城)刚近却很少这种现象，足见唱本反映佞佛之风的原型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城市。人文地理学研究成果再次证明居素甫•玛玛依变体忠实传统，因而有极高的价值。
    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变体中的许多情节，都可在契丹史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如玛纳斯等人在“北京”附近的侦察途中发现了一处宫殿，接下去居素甫•玛玛依是这样唱的：“这里是汗王专有之地/两年内有一个时期/艾散汗会来而复去/……没有获得准许的人/想来这里绝不允许。”[3]这一段印证了契丹朝廷实行的带有游牧民族显著文化特征的“捺钵”(契丹语意为行宫、行在)制度。“捺钵”是中国辽朝创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独特形式。辽有五京，但辽的统治中心却不在京城，而在“捺钵”。皇帝一年四季都在“捺钵”、“畋渔”和处理政务。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应役人等还有南面官各机构的官员都需从扈而行，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捺钵”是政令所出的行政中心。无特殊情况皇帝很少在京城停留。秋、冬、春三季行宫分别固定在离上京较远的永州西北的伏虎林、永州东南的广平淀和长春州鸭子河泺。[13]“转徙随时”，“岁以为常”，“周而复始”。夏宫则“无常所”，但均分别在距上京较近的大兴安岭中“黑山”、“怀州西山”、“兔儿山”、“永安山”一带，其活动是“避暑”和皇帝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13]从《玛纳斯》的内容上看：其一，艾散汗很少住在“北京”；其二，玛纳斯等发现的这处行宫“离北京已近”，且是两年光临一次，当属夏行宫。这种与契丹王朝捺钵制度的完全符合不可能是凭空杜撰，不可能是偶然巧合。
    柯尔克孜先民之所以把“大北京”和“北京”那片区域混在一起，都并非杜撰与无知，而是与当时契丹国的行政区划实行五京道以京统道制有关，也和古柯尔克孜人把“北京”理解成“京”或“京城”有关。契丹极盛时期的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接近今哈萨克斯坦的阿亚古兹。上京道则东近今哈尔滨、长春、沈阳一线，辖地之大占当今全中国总面积一半还多，真可谓“大北京”。上京临潢府，又是下辖州、军、城、县的上京道首府，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要说古柯尔克孜人，就是今人也一时难以明了，作为民间文学的唱本，“总起来说都称北京，这块地方即坎屯地面”，应该说是大体上忠实反映了契丹时代疆域建制的实际情况的。
    居素甫•玛玛依至今没有去过唱本所说“北京”那块地方，对唱本中的某些内容，如“北京”方位的“山东”说，也甚至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理由说，他的变体高度忠实于传统演唱。历史在居素甫•玛玛依变体中保存得如此完好，居素甫•玛玛依变体有如此可靠的历史信息和如此珍贵的历史价值，以及居素甫•玛玛依在《序诗》中所做的“一半是真，一半为虚”，“真事不少，虚构也多”的准确评断，都令人惊叹。《柯尔克孜简史》说：“从十世纪开始的二三百年内，柯尔克孜的分布，汉文史书中没有任何明确记载，只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著作中谈到过，但也不是很明确的。”不少地方还是“前后倒置”，“东西颠倒”，方位“不符合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著名《玛纳斯》专家莫•阿乌艾佐夫也说：“11—14世纪，这民族命运中整整几百年的时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契丹国后期的历史、西夏的历史、中亚的历史也有不少难解之谜。这就更显得研究居素甫•玛玛依变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四
    
    关于“北京”，我曾于1996年写信向辽史专家李锡厚先生请教，他回信说，契丹风习以北为上，所以当时辽朝契丹与汉族百姓可能就称上京为北京。我们既已肯定了《玛纳斯》中的“北京”即契丹首都上京——临潢，那么，《玛纳斯》里的“中北京”又为何处呢？！《玛纳斯》中说：“通夏也叫中北京/索兰地克在这儿居住/通夏和坎屯之间/有六天的路途。”[3]
    又说：“北京和通夏是大城市……我(从北京)走了九天的路，来到了通夏城里。”关于辽中京，《辽史》上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记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至潢水石桥……五十里保和馆，渡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又四十里至临潢府。”按照这段叙述，北京至黑河是3天的路。《玛纳斯》中也说：“被释放了的四十个孩子，来到了北京，在离北京三天的地方，在哈热苏河(黑河)人们集中在这里。”[1]把《辽史》记载和《玛纳斯》诗文对照，北京到黑河都是3天，“北京”到中京，或称“中北京”，如果从“咸宁馆三十里渡潢北石桥，再走五十里到保和馆渡黑河住下”，则都是整整9天，何其吻合。当然，第三次他在北京演唱时，“北京”到“中北京”，又变异为6天路程，上京到中京是590里，把它记成600里，6天走完，是绝对可能的，何况游牧民族上路多骑马。《契丹国志》112页上就有“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马若干”，《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引《亡辽录》则有“日行三五百里马”说，在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变体中，“中北京”出现的很少，且多是和“边北京”并列出现，出现最多的是“通夏”，“通夏”是汉语(tongxia)，现在看来，是辽国百姓对辽中京的称谓。中京是圣宗时期建造的，遗址在内蒙宁城县大明城，那里是老哈河北岸的一片冲积平原。《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二十年(1002年)十二月，“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土河即老哈河，“川”即平原。另据《辽史•地理志》载，最初圣宗经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仿佛有郛郭楼阙若有若现，于是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都城，实际上是便于就近加强对燕云的控制。1004年，辽与宋朝订立了“澶渊之盟”后，因与宋朝交往发展的需要，就更加促进了中京建城的决策。1007年，辽模拟唐代洛阳兴建了一座非常汉化的都城。“澶渊之盟”时，辽方自称是“行与国之木义，解诸夏之倒悬”。《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也说：“至于辽宋，则前者为夷，后者为夏”，也可为证。“通夏”则可以肯定是辽国百姓，或者是辽朝官员根据朝廷意愿给中京创造的通俗易懂的汉语称谓，正如东北的“通辽”、“通榆”等地名一样，不可能由说汉语之外的民族创造。历史上柯尔克孜聚居地与汉族居住区相距甚远，柯族与汉族没有杂居的记载，但《玛纳斯》中的汉语借词非常多，《玛纳斯》虽已在远离中原、东北的万里之外的中亚传唱了千百年，但汉语词汇，至今诸如都督，将军、道台、北京、沈阳、通夏、山东、安州、满州、长白山、大黑山、金山、坎(矿)屯、虔徒、少爷、帮办、元宝、巨人、王、纛、好啊等等汉语语音仍原汁原味地保存着，可以想象，玛纳斯产生时汉语词汇会更多，这不能不说明，玛纳斯确实到过“北京”、“中北京”，对辽社会曾亲临其境。
    《玛纳斯》中，多数地方称谓为“克塔依”、“喀拉克塔依”，但在居变体中，也有不少地方直呼“开丹”(契丹)，柯尔克孜人中，至今有契丹部落，世界著名吉尔吉斯作家、《玛纳斯》专家，艾特马托夫就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契丹部落人。
    在新疆历年出版的旅游地图上，准噶尔盆地西缘玛纳斯河边的沙漠中，都有“玛纳斯古城”的字样。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资料，在西辽时代，最晚不迟于1164年，北疆中部的白杨河改名为“马纳思”河。西辽是辽的继续，统治者仍是契丹王室，只是为了区分两个政权，史学界才给虎思斡耳朵的政权辽的前面加了个“西”字。白杨河在西辽时代改名为“马纳思河”，《玛纳斯》中有契丹王子出身的阿勒曼别特对玛纳斯的一段唱词：“当你把喀什的翼长/抓到并砍了头/你说你拿下了边北京/你对人们这样胡诌/当你占领了北庭(别什巴勒克)/艾将军逃跑时/你建起了玛纳斯城/你又这样胡猜乱想/认为是据有了中北京/北京在哪里你知道吗/契丹在何方你见过吗/让我说说我的故乡吧/东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北边是白雪皑皑的冰洋/南面是蜿蜒起伏的山脉/这才是契丹地方。”[3]
    马纳思河只能是西辽统治者根据马纳思古城的实物史料或是根据契丹人对玛纳斯事迹的记忆而给河流改名的，无论古城和河流都该是实物史料，河流改名有文字史料记载，加上《玛纳斯》这部口传史料的相互印证，这应该被认定为确凿的史实。何况实物史料还有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玛纳斯墓、玛纳斯山，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阿克奇县卡克夏勒谷地与史诗内容有关的阿勒曼别特墓、色尔阿克墓、木孜布尔恰克墓等一系列历史遗迹，这一切都说明，《玛纳斯》史诗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在真人真事的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发展成声情并茂的大史诗。长达23万行8部18巨册的《玛纳斯》富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只有第一部神话色彩最淡，甚至浪漫一点的句子也不多见。这些，也可证明玛纳斯是人不是神，历史上实有其人，不是凭空杜撰出的人物。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史诗起先是由远征的一位目睹者参加者编就的，而后世歌者必须按照传统把自己当成他所描述的事件的哪怕是想像中的参加者。因此依我看来，史诗《玛纳斯》的第一个段子肯定是在远征“北京”的年代里或者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即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传统篇章中《远征》是在第一时间里创作的最原初、最古老、最先有的段子，否则，史诗经过一千年的传唱，仍有这么多与《辽史》与地望完全契合的“脚印”，就无法解释。
    辽朝五京道以京统道制是在一百多年间逐步形成的。
    1.(神册三年二月)癸亥、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辽史》卷一)。
    2.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东平郡为南京治辽阳(《辽史》卷四八)。
    3.天显十三年，改元会同(938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辽史》卷三六)。
    4.(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辽史》卷三九)。
    5.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辽史》卷四一)。
    玛纳斯远征“北京”时，已有了中京建制，那么，《玛纳斯》的诞生，上限只能是在1007年，在表现玛纳斯远征“北京”、“中北京”的第一部中，玛纳斯率众在“北京”、“中北京”一带驻军两年多，诗中却没有五京的说法，《玛纳斯》中只提到“北京”、“中北京”，这说明柯尔克孜人的足迹尚未到达南、东、西三京，但南、东二京在建中京前已形成，在《玛纳斯》中，直到第四部才有“五个北京”的说法，[14]这说明玛纳斯占领北京时是在西京定制之前(1044年)，也就是说《玛纳斯》第一部“远征”部分只能产生于1007年至1044年间。五京虽然号称“京”，但并不与中原王朝的京城具有同样的性质。辽朝真正的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不在京城，而在“捺钵”，五京实际上都是其各自所在地区的政治中心，根据各自地区的实际情况“随意设官，为制不一”。
    五
    在确定了“北京”、“中北京”方位和《玛纳斯》产生年代之后，仍有“大北京”、“边北京”、“本北京”等疑问萦怀于心，“北京”的前面，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偏正关系的修饰成分呢？！这么多的歌手，对这么多的修饰成分一个个唱得津津有味，声情并茂，令人神往。然而问他们“大北京”、“边北京”、“中北京”、“本北京”是什么意思，“北京”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无所知，不知所云。然而，全民传唱了千百年，竟然没有一个《玛纳斯》歌手倡导抛弃这些“多余”的东西，还称这就是他们民族的经历，是他们民族的历史。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反复用《辽史》比照这些原文，并请教居素甫•玛玛依老人，他说：“我们全体柯尔克孜人对玛纳斯是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我们民族就是怀着这个信念，从历史上走过来的。”经过几年不分昼夜的冥思苦想，反复琢磨探索，终于在20世纪最后一天的夜里鬼使神差地突来灵感，顿然彻悟，窥破天机！啊，这些偏正关系的短语，原来不就是聪明睿智的柯尔克孜先民根据当时辽朝的区域规范体制——五京道以京统道制创造出来的区分概念，记忆历史地名的方法吗？！这不正是柯尔克孜先民曾去过辽朝“北京”、“中北京”留下的“脚印”吗？要记忆，就先要区分，于是他们依二元对立规律创造了两组互为依存矛盾关系的四个方面。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要区分“北京”与“中北京”就创造了“边北京”(“边”，包括东、西、南、北)这一矛盾的双方，要区分“北京”与上京道，就创造了“本北京”与“大北京”(有的变体唱成“康北京”“康”：广阔的，辽阔的)，而“边北京”、“本北京”又实为一地。在不同的矛盾组合中一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称谓。睿智恢弘的古柯尔克孜人在玛纳斯时代、在“北京”时或离开“北京”之后不久就创造这一符合实际又符合辩证法规律故事的，这是辽五京道以京统道制在《玛纳斯》中得到的充分展现，是柯尔克孜人到过“北京”的铁证，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民族早在一千年前就已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的铁证。但《玛纳斯》又是在远离“北京”的万里之外的中亚流传演唱的，千百年间，随着契丹国的消亡，西辽的消亡，契丹民族的被融合，创造这一方法的本意逐渐湮没在朝代更替、城邑兴衰、民族兴亡的历史烟尘中。不要说创造这一方法的本意和记忆的失落。就连辽上京、中京也早已被历史遗忘，不要说远在中亚的柯尔克孜人，就连融入契丹人最多的当地的汉族，也早已不知道什么是上京或“北京”了。一千年啊，完全凭口耳相传记忆历史，竟然没有丝毫走样，那么神奇伟大的民族！辽上京遗址的发现是在20世纪初，林西天主教神甫闵宣化(原名牟里，比利时人，后入法籍)，据《承德府志》中载有“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波罗城，城址二十里，疑即上京临潢府”的线索，于1912年实地调查，并著书详述考察情况，辽上京遗址遂成定论，为中外学者所公认(见《契丹古代史论稿》424页)。
    《玛纳斯》里保存辽朝的信息很多。《玛纳斯》史诗中所有的地名，均与辽代地名相符。除已考证过的以外，尚有“北京”(临潢府)治下的12个下属县。北京有称“王”(wang)市的集市，契丹贵族在“北京”城里也住毡房，“中北京”地区别具风习的契丹人分两部分等等，都在史诗中有所反映，简直是契丹社会的断代史。没有找到的“脚印”或唱丢了的“脚印”还很多，但就是今天仅存的“脚印”也足以证明，玛纳斯实有其人，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的英雄祖先，《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以及契丹人、唐古特人、卡勒玛克人10至12世纪历史的载体。
    《玛纳斯》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柯尔克孜人集体创作的大史诗，辽朝的五京道、以京统道制、捺钵制、一国两制、崇儒佞佛的风习，以及在我国东北地区采矿冶炼、开荒垦殖、广建城镇等诸多区别于历代王朝的特色，无一不在《玛纳斯》中有所展现。

注释：
    
    ①联合国第49届主席联席会议决定1995年为国际玛纳斯年，1995年8月，吉尔吉斯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支持和资助下，召开了庆祝《玛纳斯》1000年的纪念活动并召开了《玛纳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6个突厥语国家的总统和巴基斯坦总理以及30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活动。中国也派出了以国家民委副主任文精为团长的国家代表团。世界近80个国家、地区、民族的200多位专家在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据参加会议的人说，会上对《玛纳斯》产生的年代和“北京”方位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观点各式各样，确是言人人殊，聚讼纷纭。
    ②1961年汉文铅印资料本《玛纳斯》下册第384页，“转到”应译为“进入”。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