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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一 罗岗 一 “当代中国文学60年”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整日子”的到来而生产出的应景词。它意味着“共和国60年”成为了讨论“一个时代文学”的“时间单位”，这就迫使当代文学研究不得不处理整体把握历史的“难题性”，也即“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问题。尽管思想界早已有人试图用新的“通三统”来重新确立共和国历史的整体观，① 但当代文学研究却一直避免面对历史的“难题性”，或者使用漫长的现代文学传统来取代“当代文学”的具体性，如此这般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可以略过难缠的50年代和60年代，直接把“现代文学”和“后三十年”联系起来；或者寻求更微观的文学史范畴，譬如“纯文学”、“艺术性”或“现代主义”，由此构造的文学史叙述同样可以把5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讲不下去的“文学”故事，嫁接、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华文”世界，漂泊离散，别开新传……然而种种叙述都无法回避当代中国文学的转折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即使不用“前30年”和“后30年”这种似乎将“政治”和“文学”直接关联起来的“时间单位”，而改用当代文学研究中更为通用的譬如“新时期文学30年”这样的“文学史范畴”，同样需要面对“新时期文学”“新”在“何处”的追问。在这样的追问下，“新时期”的“新”同样无法用“文学”自身的逻辑来说明，必须诉诸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解释。今天“重返80年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回答作为转折时期的“80年代”是如何把“过去”告诉“未来”，将“旧迹”带入“新途”，从而可能催生出某种历史的整体观。这再次说明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 不过，要从“历史”高度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并不意味着直接将“文学史”和“政治史”、“社会史”对应起来，甚至线性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相反，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辩证法应该统一在“文本”上，也就是社会历史语境需要以“文本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同时“文学”对“社会历史内容”的呈现，端赖于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创造。 由于“文本”的中介作用，像“前30年”和“后30年”以及它的变种“新时期30年”或“改革开放30年”作为“政治史时间”对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尽管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但这类时间还是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学史时间”，特别是不能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段文学的“基本范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开放”与“保守”、“新”和“旧”构成一种坚固的对立时，文学史的视野也就随之变得狭隘、僵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要打破这种固化了的文学史视野，出路并不在于完全退回到“纯文学”或“纯审美”的领域，因为“审美”和“政治”的二元对立依然是由“新”与“旧”这一主导型的“话语装置”生产出来。所以，新的“文学史时间”的产生必然要以突破这一话语装置为前提，离开了某些习以为常的基本范畴，摆脱了某种单一的历史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具体的，更能体现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单位，不只是在观念思潮的层面上，而且可以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把“当代中国文学60年”加以“历史化”和“形式化”。 在我看来，这一种新的文学史想象是否可行，关键依然在于“文本”和“文本化”。只不过这儿所说的“文本”不是“新批评”意义上封闭的“文本”，而是可以沟通语境的物质载体；“文本化”也不是什么“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是强调在“文学”中所有“语境”都必然以“文本”的形式出现。正如李欧梵所言：“目前文学理论家大谈‘文本’（text）阅读，甚至将之提升到抽象得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文本有其物质基础——书本，而书本是一种印刷品，是和印刷文化联成一气的，不应该把个别‘文本’从书本和印刷文化中抽离，否则无法观其全貌。”② 将“文本”与书籍、出版以及更广泛的印刷文化富有想象力地勾连在一起，的确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其中“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路向特别引人注目，新文化史家罗歇•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曾指出：“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之，我们必须在书籍形式或文本（从纸卷到抄本，从书籍到荧幕的）支撑物的长时期历史，以及解读习俗史里，重新书写印刷术的开端。至此，文化史或可在文学批评、书籍史以及社会文化学的交叉道上，找到一个新的区域。”③ 譬如一般认为，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就通过对大革命前法国书商的进货订单，特别是从瑞士走私进来的“clandestine books”书目的研究，吃惊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色情淫秽读物，卢梭等人的著作连影子都见不到。达顿甚至认为，阅读这些印刷品的人也许更多，它们“或许比之名家的杰作更加深远地表达和影响了过去某个时代的心态”。因此，究竟是什么样的书籍——是思想著作还是淫秽小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引起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罗歇•夏尔提埃就不同意罗伯特•达顿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这些“clandestine books”的流传引发了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大革命的起源及其合法性而将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讨论的史学家都承认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启蒙经典的重视，将所谓的“地下文学”引入了正统史学讨论中，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把“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则打破了达顿所谓“任何一位主流历史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的限制。 与文学史研究更为密切的是，关于“什么书籍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readership”。夏尔提埃反驳达顿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我们无法轻易在“他们读什么”（what they read）和“他们怎么读”（how they read）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这两位历史学家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readership”的提出，的确极大的深化和发展了书籍史研究的路向，使之不再停留在单纯罗列史料，硬性排比关系的水平上，而是可以进入到人的阅读、思想和意识等更为幽深的历史层面。④ 也许有人会说，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不就考虑了这些问题吗？何必要重提什么“阅读史”和“书籍史”呢？问题在于所有的“作者”首先是“读者”，因此，所谓“影响”往往也落实在“书籍”上。而且“影响研究”更多着眼于“影响者”之于“受影响者”的“影响”上，对“受影响者”的主动性有所忽略。但“阅读史”却强调“阅读”的能动性，在“语境化”的前提下，“阅读者”可以对“书籍”进行“创造性”的“阅读”乃至“误读”。因此，夏尔提埃特别强调：“不论被左右或落入计策，读者常常觉得自己全神贯注于文本，不过，交互地，文本也以各种方式深植于不同读者的脑海中。于是，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察：一方面，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之组织被规定之解读方式；而另一方面，专注于个人的招供来追踪实际的解读，或者在读者社群——其成员共享同样的解读形式或诠释策略的‘诠释社群’——的层次上，重新建构出实际的解读。”⑤ 这种解读自然不限于“文学”，有一个意大利历史学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写过一本书，题目挺怪，叫《奶酪与蠕虫》（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⑥ 是“新文化史”也是“阅读史”研究的代表作。为什么这本书有这样一个怪名字呢？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16世纪意大利一个名叫曼诺齐欧的磨坊主，他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观点，认为上帝和天使诞生于蠕虫，而蠕虫又是从一块巨大的元素尚未分离的奶酪中产生的。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16世纪的磨坊主的精神世界”，金斯伯格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曼诺齐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的思想——他两次被宗教裁判所拘捕——这个磨坊主的回答很有意思：“我的观点来自我的头脑。”历史学家则不能停留在这样简单的回答上，他试图揭示是什么将这些观点灌输到曼诺齐欧的头脑中，于是金斯伯格把焦点放在了磨坊主的“阅读生活”上：既关注他读过的书，更注重他读这些书的方式。当年宗教法庭对曼诺齐欧审判记录的一份手抄稿给金斯伯格提供了有力的线索，通过搜寻曼诺齐欧读过的书——其中最关键的是已经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圣经》——以及将这些书籍和曼诺齐欧的自我辩护词中对书籍一致、颠倒和异常的引用进行对比，来分析他阅读方式的关键所在。 《奶酪与蠕虫》极具启发性的是，金斯伯格对磨坊主“阅读方式”的研究没有停留在“个人偏好”的层面，而是和时代的“知识范型”以及“文化霸权”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曼诺齐欧阅读《圣经》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处于教会官方文化与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人文主义影响的边缘之间，另一方面则是他头脑中的这两种文化与意大利农民的口头传播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他的阅读就处在这三者关系的交汇处：由于经过农民口传文化中满足口腹之欲的过滤，再加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物质主义”地颠覆了《圣经》的“创世纪”神话。这就是所谓创造性的“阅读方式”：一套交叉的话语，它以特定的方式生产性地激活了一组给定的文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⑦ 虽然“文学史研究”中也有对作家“藏书”和“阅读”的研究，譬如对于鲁迅的藏书研究，专著就不止出了一本，最近就出版了韦力写的《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上下册两大本，但基本上属于“史料”甚至偏向于“收藏”，缺乏“阅读史”的视野。借用“readership”的说法，这样的研究最多也只能告诉我们鲁迅“读什么”，至于他“怎么读”，则只能暂附阙如了。更何况研究鲁迅的阅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说当年王瑶先生看到鲁迅的藏书，感叹那么多书我们都没有读过，如何来研究他呢？有一位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写过一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的资料来源，认为很多观点和论述都是从当时流行或不流行的日文和德文著作中摘录、整理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她通过对这篇文章的研究“复原”了鲁迅“阅读”状况，但北冈正子对“阅读”的理解又是十分保守的，她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找到资料来源的水平上，认为《摩罗诗力说》是“编译”之作。日本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虽然肯定北冈正子工作的意义，但对她轻率的结论还是表示了不满：“近年来北冈正子所做的工作（注：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野草》9号（1972年10月）起连载。）是划时期的工作。她详细探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所写论文的材料来源，包括青年鲁迅有时像用剪刀加糨糊组成的立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显示出鲁迅很强的独立性。”⑧ 按照我的理解，丸山升所谓“独立性”指的应该是“阅读”的“能动性”，即“阅读”始终处于“交叉”的网络之间，既和“阅读者”个人的“创造性”有关，也与他所处时代的语境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对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独特理解以及这种理解中所蕴含的危机感，我们就不可想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如何“生产性地激活”他所阅读的那些“书籍”。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创造性”的“读者”来说，“书的边界从未清晰鲜明：越出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子，越出书的内部形态及其自律形式；被捕捉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和其他句子相关的系统之中：它是网络的一个结……书不单单是人们手中的物品，也不会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统一是可变的、相对的。一旦有人对那种统一表示疑问，它马上就失去自明性；它只能在复杂的话语领域的基础上暗示自身，译解自身。”⑨ 因此，将“阅读史”纳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其作用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更开放、更辩证、更具有历史性的视野，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断裂”的关系或许显示出深刻的“延续”，“对立”的双方可能分享着共同的前提，表面的“相似性”也许掩盖了深层的“矛盾”……对这一切不懈的探究，将会化作重新绘制文学史地图的内在动力。 二 2009年1月，在《班主任》发表32年之后，刘心武谈起当时他对这部小说的构思，特别强调了“书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构思和写作《班主任》，是在1977年的夏天。那时候‘两个凡是’的氛围依然浓郁。但我决定不再依照既定的标准去写《睁大你的眼睛》那类东西，尝试只遵从自己内心的认知与诉求写‘来真格儿’的作品。我此前在中学任教十多年，长期担任过班主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从熟悉的生活、人物出发，以中学生和书的关系，来形成小说的主线，质疑‘文革’乃至导致‘文革’恶果的极左路线，从而控诉‘四人帮’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对青年一代的戕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要完成这样一个主题，在小说里必须写进一些书名。”⑩ 有人做过统计，除《毛选》四卷、《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外，《班主任》中一共出现11种中外文学作品。按照刘心武的分类，这11种中外文学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辛稼轩词选》就是它们的代表性符码。……第二类，是1919年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我刻意肯定性地提到《茅盾文集》……第三类，是1949年到1966年前半年的文学……我刻意提到《暴风骤雨》《红岩》《青春之歌》，还让《青春之歌》成为人物冲突的一个重要道具。第四类，是外国文学……出现了《战争与和平》《盖达尔文集》《表》……提到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1) 然而这些书名在小说中大多数只具有某种装饰性，起关键作用的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E. V. Voynich）的那本《牛虻》：“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12) 我们都知道，《牛虻》是否是“黄书”所引发的争论极大地深化了《班主任》的内涵，也是这部看上去还颇为粗糙的作品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学经典的深层原因。小说发表后不久就有读者指出：“作品中写围绕《牛虻》这本书的冲突是很有普遍性的。”(13) 刘心武当时也承认：“有关《牛虻》的情节也是虚构的，为了设计这一情节我颇费了一番心思。但这一情节又确实产生于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是把一系列生活中亲历的真事加以综合、概括、集中、再加以想象，写出了这一段情节。”(14) 正是“这一段情节”让人们看到，谢惠敏和宋宝琦似乎是两类根本不同的青年，但从他（她）们对《牛虻》的一致看法中，发现了别人通常予以忽视的或者是习焉不察的那个严重的相同点，由此认识到一个重大社会问题。(15) 然而，就像《班主任》中张老师苦恼于如何向学生解释《牛虻》不是一部“黄书”，而是一本感动过一代青年的“激情之作”一样，刘心武精心设计的这一情节同样具有暧昧性，一方面正如有论者已经指出的，以《牛虻》为代表的外国文学阅读谱系在此刻的重新确立，既是对文革“文化专制”的有力批判，也是向“十七年”文化秩序的致敬，“对以《牛虻》为代表的文学阅读知识谱系的恢复”，表露出“某种‘向后看’，对于‘过去’（‘十七年’代表的秩序与传统）的怀念之情”；(16) 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因为这部小说作者是英国女作家，所以《牛虻》是一部不同于俄苏文学——如《班主任》中也提到的《表》——的欧美文学作品。对《牛虻》归属的文学版图的暗示，偷渡了“新时期文学”即将表露的“走向世界文学（欧美文学）”的愿望，对应着即将到来的“改革时代”就是向“西方（欧美）”开放。不过，具体到《班主任》的叙事策略中，无论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两种姿态其实相当微妙地“杂糅”在一起，如果说“俄苏”表示“向后”，而“欧美”代表“向前”，那么可以说《牛虻》是一本被“俄苏”因素充分渗透了的“欧美”小说，是一部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的“世界现代革命小说”。在五十年代的中国，《牛虻》这部“欧美小说”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最喜爱的作品就是《牛虻》，甚至书中的丽达就称呼保尔为“牛虻同志”。这样一来，《牛虻》在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班主任》就通过石红说出这样的看法：“《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同时苏联也早就翻译了这部作品，并且予以高度评价。当年译者李俍民就是先后在旧书摊和书店里买到两种《牛虻》俄译本和一种英文原版书。两种俄译本，一种是由儿童出版社出版，一种是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他反复对照三种不同版本的优劣，仔细体味其中的不同，认为儿童版上半部好于下半部，青年近卫军版则下半部好于上半部，但颇为令人惋惜的是：两种版本均有许多错漏译处、且均为删节本。于是他只能遵循英文原版来译，并参照俄译本的长处翻译成文。(17) 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正式出版李俍民的译本前，要求他按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的俄语版本加以删节，并在这一版《牛虻》的“出版者的话”中，做出同样的说明，而且1953年出版的《牛虻》还采用了苏联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中叶戈落娃所写的“序”，译本的插图也取自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文中的注释也是根据该俄译本的注释加以补充而成。(18) 由此可见，在《班主任》中刘心武其实还调动了《牛虻》一个隐而未彰的因素，即它是由《国际歌》开创的“世界革命文学”一部分，对《牛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态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辨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可是“革命的书”怎么会被“误读”为“黄书”呢？如果要证明它不是一本“黄书”，仅仅说它是一本“革命的书”就够了吗？如果说《牛虻》“黄”仅仅意味着它描写了“爱情”，那么当年李俍民之所以要翻译这部小说，不就是因为他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包含了一个所谓“牛虻问题”吗？(19) 而“牛虻问题”指的不就是保尔为了革命，甚至可以牺牲爱情吗？他爱丽达，但受“牛虻”的影响，要“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保尔就按照“牛虻”的方式来了个不告而别，如此看来，“爱情”不就应该是这部革命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吗？那么，谢惠敏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误读”了这本书？是因为“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吧？宋宝琦是不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误读”它呢？“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倘若《牛虻》本来是试图用“阶级论”（“斗争”）来克服人性论（“爱情”），那么聚焦于“爱情”的读法，是否隐含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相互关系的“颠倒”？只不过宋宝琦在“野蛮”的层次上欣赏这种“颠倒”，而谢慧敏却在“觉悟”的意义上要批判这种“颠倒”，那么张老师怎么办呢？他只能停留在发发感慨吗？——“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但在“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的时代氛围中，张老师面对被自己学生视为“黄书”的《牛虻》，也必须拿出自己的“读法”来，绝非靠“将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既然不能完全用“阶级论”来证明《牛虻》不是一部“黄书”，那么张老师是否也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误读”它呢？借用刘心武当时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小说的题目，张老师如何来处理《牛虻》中“爱情的位置”呢？那个曾经被“阶级论”克服了的“人性论”有没有可能藉此浮出历史的地表，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呢？大约在《班主任》出版20年以后，一位和刘心武同姓的作家刘小枫在《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一文中，完美地叙述了“牛虻”的另一个故事，一个不是坚强女性伏尼契而是小资作家丽莲讲述的故事，一个取“革命故事”而代之的“伦理故事”：“丽莲讲叙的其实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相反，若没有了那些伦理和情爱，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还不如我自己亲历的革命经历”；(20) 而在《班主任》发表30年以后，“革命的故事”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叙自己的故事，使得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离开丽莲的讲法”，(21) 当刘心武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为《班主任》中的《牛虻》定位时，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是否已经“圆满”到连当事人的记忆被改写而不自觉的程度：“《牛虻》的作者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在西方文学史上不占地位，《牛虻》更远非经典，但这本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曾在上世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发行量极大、影响极深的一部外国小说。”(22) 这又回到了所谓“readership”的问题，也即“读什么”和“怎么读”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的展开都铭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当年《班主任》对于《牛虻》的巧妙运用，贯通了它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进而打开“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但这一切的效用都建立在《牛虻》作为“世界现代革命文学”的基础上。假设在《班主任》中，不用《牛虻》，而是用来自俄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是同样由英国女作家写的《简•爱》来代替，一定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正因为有一种“世界革命”的想象，《班主任》才能以面向“十七年”历史的方式展望“80年代”的未来。程光炜在一篇题为《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中曾经指出：“对1949-1959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政治教育当然是人生教育系统中相当重要的部分，然而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对50—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在对解放后出生的这代青年实施的庞大和革命化的教育工程中，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象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检讨一代人文学阅读的历史，也许其意义并不亚于对一个时代的检讨，因为，它毕竟包蕴了一代人人生成长和思想寻求的全部隐秘。”并且敏感地观察到“革命文学阅读”对“伤痕文学”的影响，但他把这类影响仅仅理解为是负面的：“在这里，50—70年代的文学教育继续在组织着作家们的文学思维和对生活的叙事，他们仍然在用偏重夸张的战争文化视角介入人物的情感世界，用仇恨的文化心态及哲学标准来评价生活的是非。准确地说，他们是在以‘革命的方式’来反省‘革命的错误’，不同只是，‘文革后’和‘文革前’在时间观念上是历时的，而它们在精神状态上却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共时的特征。”(23) 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暧昧”的“共时性”，使得“80年代文学”的“前三年”显露出更多的过渡期特征，使得人们意识到历史的叙述并非如后来那样光滑。而进入到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兴起之后，“伦理的故事”彻底取代了“革命的故事”，什么是“西方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品”已经成为了讨论“文学”不证自明的前提，甚至转化为判断文学好坏的标准，《牛虻》这类“暧昧”的作品自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余华这样曾经的“新潮小说家”尽管可以怀旧似地回忆起自己当年阅读“革命文学”的情形：“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甚至不无夸张地述说：“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24) 却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处理“革命文学”与自己创作之间的关系。相反，他在创作上给自己划定的阅读谱系是在“西方文学史”上大有来头的“卡夫卡的传统”：“仅仅是在几年前，我还经常读到这样的言论，在大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智慧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却是异端邪说，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排斥的。……卡夫卡、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然而在中国他们别想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坐到一起。他们在中国的地位，是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来巩固的，这些作家以作品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传统。”(25) 而据贺桂梅的考察，余华那篇后来屡被研究者引用的文章《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1989年），最初发表时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也就可以大言不惭了。所以外国文学给予我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借鉴。对我来说继承某种属于卡夫卡的传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一样值得标榜，同时也一样必须羞愧。”但收入到1998年出版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话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时却被删掉。贺桂梅认为：“这一看似微小的改动，实则并非毫无意义。如果不惮做一个也许看来有些夸张的结论的话，那么这处改动或许显露出余华对自己曾经秉持的某种‘世界主义’（‘西方主义’）的文学观念的自觉或警惕。”(26) 但把余华在《阅读》中狂欢似地对“革命文学”的回忆和这处改动联系起来看，问题恐怕比什么对“西方主义”的警惕更为复杂。余华的“革命文学”记忆的出场，并非以对“西方主义”的反省为前提，恰恰相反，只有当“卡夫卡的传统”变成一种“普遍化”的文学史“常识”——正是这种“常识”决定《牛虻》这类作品是没有文学史地位的——以后，“革命文学”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怀旧”的对象，甚至是“消费”的对象。 三 这样看来，对80年代“新潮小说”背后的文学阅读谱系的梳理，不能仅仅依靠那类标语口号式的“某某传统”的标榜。而要回的历史的现场，恐怕必须借重于一些更直接的材料。《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程永新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意思是透过他个人的视角——更准确的说，是他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视角——来呈现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我们重新思考杂志与作品、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乃至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以及“阅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某些可以深入下去的契机。从宏观来看，因为《收获》杂志在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书中发表的那些80年代中期新潮小说家如马原、余华、苏童和孙甘露等人写给程永新的书信，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让我们了解了8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背后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并且通过这些资料，有可能进一步不单从“断裂”，而是从更复杂的“延续”角度来理解整个80年代的文学；落实到微观层面，则把问题加以具体化了，譬如在马原写给程永新的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计划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最后就是去写长篇的事。我打算元月去，也就是把这里的事处理完就去，早一点，心里也踏实些，这么久没有写长东西心里总是不平衡，总想尽量写得好。”那么在马原的心目中，“好的长篇小说”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好的标准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下面这段话特别重要：“回来马上就翻出那些喜欢的长篇，而且一定要篇幅短些的：《红字》，《鼠疫》，《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考德威尔小说选》中的）；《烟草路》，《伪币制造者》，《普宁》，《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弗小说选》中的）；《城堡》（卡夫卡），《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海勒）。”(27) 很显然，他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标准就来自于这些来源复杂的书籍，某些书籍甚至冷僻到需要注明出处才能使资深文学编辑明白的地步。如果把这些书籍和马原后来在他《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以及类似于《小说》这样的文章中提到的罗布-格里耶、萨洛特、巴思、乔伊斯、福克纳和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小说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书信中的书目似乎要更传统实在一些，那种简单地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二分法来区分不同阶段作家的文学史写法似乎碰到了困难；如果进一步去研究这些书籍出版、流通和阅读的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原小说在80年代文学中的“革命性”，也离不开“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尽管在很多人眼中，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似乎尚未被纳入到“当代中国文学传统”中，就像“阅读史”和“书籍史”几乎没有进入“文学史”领域一样。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重返80年代”的命题，就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希望从“重返”中生长出一种历史的“整体观”，这一整体观在今天可以用“当代中国文学60年”来命名。但这一整体观的提出并非为了抹煞“80年代文学”的“独创性”——当年李泽厚在《画廊谈美》中已经高度评价这种“独创性”，并将其视为“一代人”成长、呻吟、苦难和抗争的“心灵对应物”(28)——而是把“独创性”作为进入“历史”的“契机”，进而追问“独创性”与“历史性”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这种联系如何在“历史叙述”中被定型化，是否还有重新解放出来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系列追问中，我们不可能马上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毕竟激发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此相反，从今天“重返”这个“伟大的时刻”，如果只是满足于把历史中的“80年代”转化为可以消费的“80年代”——用詹明信的话来说，就是“将1950年代的事实转换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50年代’来再现”——这种“怀旧”是“作为对于失去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们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那么它难免要重蹈马克思所嘲笑的覆辙：“悲剧”与“喜剧”的倒错，“英雄”和“丑角”的混淆。(29) 注释： ① 参见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 ② 李欧梵：《书的文化》，载《读书》1997年2期。 ③ 罗歇•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载林•亨特（Lynn Hunt）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243-244页。 ④ 关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讨论以及如何将其引入晚清以来中国语境中的思考，可以参见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载《史林》2007年5期。 ⑤ 罗歇•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载《新文化史》，第223页。 ⑥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⑦ 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文本、读者、阅读型构》，黄驰等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9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⑧ 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靳丛林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1期。 ⑨ 福柯语，转引自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文本、读者、阅读型构》，黄驰等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9辑。 ⑩(11) 刘心武：《〈班主任〉里的书名》，载《文汇报•笔会》 (12)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以下引用该小说不再注明出处。 (13) 《青年工人和中学生谈〈班主任〉》，《文学评论》1978年5月号。 (14) 刘心武：《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5月号。 (15) 《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文学评论》1978年5月号。 (16) 项静：《遭遇“西方”——1980年代文学中“现代”故事的几种叙述方式》中对《班主任》的分析，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 胡守文：《能不忆〈牛虻〉》，载《中华读书报》 (18) 伏尼契：《牛虻》，李俍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 (19) 李俍民说：“在浩如瀚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我为什么偏偏要翻译《牛虻》这样一部小说，把它呈现给我国的青年读者呢？这首先要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谈起。……我热爱这部书……但同时在这部小说中却有一个问题使我无法获得解答，这就是牛虻问题。在书中，丽达把保尔称做‘牛虻同志’。从书中另一些情节看来，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说显然对保尔（其实也是对作者自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参见胡守文：《能不忆〈牛虻〉》，载《中华读书报》 (20) 刘小枫：《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载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话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1) 刘小枫：《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 (22) 刘心武：《〈班主任〉里的书名》，载《文汇报•笔会》 (23) 程光炜：《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载《南方文坛》2000年6期。 (24) 余华：《阅读》、《音乐课》，载《日常中国——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 (25) 余华：《两个问题》（1993年），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26) 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27)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28) 李泽厚：《画廊谈美》，《文艺报》1981年第2期。 (29) 这里借用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著名论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原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2009年第8期） （责任编辑：罗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