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最优秀又最深奥的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曾给浪漫派以深刻影响，生前生后近百年却几乎湮没无闻。二十世纪初才声名鹊起，被尊为“人民预言家”。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统治妄图让荷尔德林“为我所用”，为他们的舆论工具服务，当然只是徒劳。战后形成的“荷尔德林热”，恢复了他在德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荷尔德林作品中的哲学、诗学和美学的丰富内涵也被一一挖掘出来。以荷尔德林为题材的戏剧、小说和音乐作品频频问世。最终，拜斯讷主编的八卷本注释本“大斯图加特版”《荷尔德林全集》和萨特勒主编的20卷本“法兰克福版”《荷尔德林全集》使诗人在本国的接受达到高潮。然而，即便在德国，阅读和研究荷尔德林的人也始终是少数，其作品也从未得到实质性的普及。
    令人惊异的是，位于地球另一半的中华古国，荷尔德林的作品也赢得了不少爱好者和研究者。这个可喜的现象先得感谢王国维、季羡林、李长之、冯至、杨业治和钱春绮等老一辈日耳曼学者的开拓之功。而第一次对荷尔德林作了全面而系统介绍的，应是原在杭州大学任教，多年前已定居图宾根的华裔学者顾正祥教授。他在图宾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语诗的汉译:以荷尔德林为例探讨译事之难》，是华人撰写的以荷尔德林为题材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他于199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注本《荷尔德林诗选》，是荷尔德林在中国的第一部译诗集，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旧版的《荷尔德林诗选》，译诗40首，按题材分组，有众多注释，脱销已久。有网友称，正是这本诗集使他爱上了荷尔德林这位充满神性的诗人。《荷尔德林诗新编》获歌德学院总部(慕尼黑)翻译资助。引言部分精辟概括荷尔德林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史，交代译者自己的翻译理念。译诗66首，比旧版的篇幅增加三分之一多，按编年史顺序排列。题解、脚注和译者附注等都有强化。内文的不少插图及其说明均与荷尔德林的生平和创作有关，增加读者背景知识的信息量。《新編》在中国期待已久，出版的当月即被列为畅销书，并荣列新浪中国好书同仁榜。于是，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出版社就在考虑重版的事。纯文学能交上如此好运，在当今的图书市场实属鲜见。它表明，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依然有为数不少的文化精英，钟情于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
    荷尔德林抒情诗的形式如哦德体、哀歌体和颂歌体，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颇能找到相似之处，而它的取材和屡屡从古希腊神话中移植过来的象征性意义却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如何选词这一关就使译者很难把握。譬如“祖国”一词，它所描绘的，并非爱国主义意义上理解的某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国，那里不是人治，而是由“爱的法则，普世平等”主宰。此外，诗韵、诗律，诗的格式、凭借句式和元音的堆砌所唤起的诗情画意及其效果，由于中德两种语言的差异很难亦步亦趋。回天无术，只求外观相似，满足于诗节划分与诗行长短的模拟。固然诗的格律也许能借助汉语语音的四声音调找到变通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多半弄巧成拙，译文生硬笨拙，很难收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于是，译者在这儿也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得不寻求一条介乎于紧扣字义，即形似，和刻意强调接受国读者的鉴赏水准和阅读情趣，注重传神效果，即神似的中间道路。
    顾教授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中间道路。凭借他多年的翻译实践和从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他在博士论文中所作的理论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顾教授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他秉性和气质的翻译之路，译文的标准也最符合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译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荷尔德林在中国的接受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荷尔德林诗新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