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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

夏中义

【内容提要】研读郭小川1957年的三首叙事长诗,品味其内心的价值复调,实是“革命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的深邃纠结。这既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是整整一代左翼知识者的共同心灵历程。“个体人性伦理”延展为“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而“革命组织伦理”亦相应分为四环:“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三首诗呈现出“弱复调”特质,与其日记中袒露的两种伦理价值互相抵牾的心迹相互印证。这也先期性预示了郭小川在1957年可成为“心灵诗人”,1959年后只能扮饰“政治抒情诗人”的某些必然性。

【关键词】郭小川诗歌/革命伦理/个体伦理/弱复调/诗人命运

 

当我16岁时,读郭小川(1919-1976)的诗,只知他是“战士诗人”,因童少鉴浅,故心志易被其《祝酒歌》、《青纱帐——甘蔗林》等所激扬。60岁时重温郭小川的诗,惊诧他还竟是“心灵诗人”,当你读懂了他1957年种植在诗行里的珍贵沉思,你愿认同他是“文革”前最杰出的当代中国诗人。

郭在1957年写了三首寄怀遥深的叙事诗,依次为:《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与《一个和八个》(下简称《深》、《白》、《一》)。其中,《深》、《白》首刊于《诗刊》1957年第4期、第12期;《一》首刊于《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距诗人去世已两三年矣。郭生前为这些叙事诗付出甚多,甚重,故笔者期盼能与当代文学史家一起掂出其间的精神分量。

1957年诗人心中活着两种神圣。

所谓神圣,是指人生意义的最高级,亦指人所以为人的价值底线暨境界,它是无可化约的心灵原则,切忌被让渡或交易。这就是说,18岁入党(1937)且在战火中成长的组织成员,郭小川尊“革命组织伦理”为神圣,吴云铎的誓言“把一切献给党”,亦是其座右铭。同时,郭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母曾任县级教育局长、小学校长),高中学历,在359旅当王震秘书(1939-1941)不忘读西方文学名著,在“延安整风”初期(1942)为马列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生且同情王实味①,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1956)仍夙愿“成为大作家”②……如此精神历程,又让郭暗自珍惜心底所滋长的“个体人性伦理”,它亦具不被他者所轻易化约的价值正当性。可谓是另种神圣。

为了论述方便,姑且将“革命组织伦理”称作“神圣1”,将“个体人性伦理”称作“神圣2”。郭小川的三首叙事诗,就写出了这两种神圣的纠结或碰撞。先说这两种情况:要么是角色因敏感内心生出可能疏离“神圣1”的任何颤栗,都会激起巨大的政治惶悚;要么是当“神圣1”已无情裁决了“神圣2”的零价值,然仍会有角色出来温婉叹息那被湮没的旧事。

《白》属于第一种。主角于植是女战士,战情骤变,让她在远离部队和丈夫(县委书记)的后方,独自拖累着一个病患婴儿。当婴儿濒临生死边缘,出现了一个心地仁厚、医术高明的年轻医生,他暗恋着于植,但又“发乎情而止乎礼”。医生人品极好,又救了孩子的命,本来就是一位值得尊敬乃至爱的对象——这一瞬间掠过于植脑海的闪念,犹如电击。然于植所以把医生情书“叠起来撕了又撕”,“飘然落地”,是因为她几乎在同一瞬间又听到内心的另一声音,此声音责令于植对丈夫(县委书记)的爱情,应像战士对组织一般忠贞。这便使她迅即化解这刹那间的心灵颤栗。尽管事后她依然震惊那颤栗所夹带的巨大惶恐。好在最后出场的县委书记(丈夫)豁达,善解人意,他开导于植:人“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又多彩!”——因为“雪花有六个瓣”,在阳光的折射下,只有一个瓣是白的,其他瓣是“黄的、红的、绿的、紫的”——似在隐喻人的价值存在应该多维度,既有“神圣1”,也有“神圣2”,犹如“白雪”也“多彩”。

《深》属于第二种。男主角知识阶层出身,反抗黑暗,奔赴延安,后因身陷敌围,痛悔自己不能冲锋陷阵,成不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故选择跳崖,葬身“深深的山谷”。当时,指导员在现场作了政治鉴定:“走吧!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后来嫁给了指导员的那位女主角,却从未将跳崖者看作叛徒,她宁愿将此归结为“人生”“复杂”。这就是说,若转换视角,对跳崖者作“同情之理解”,能否认为:一个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追随革命的文弱书生,一旦悔悟自己不适合血与火,他还有权利选择不革命?或曰,对一个不革命者来说,他在革命年代,也有其生存的理由?毕竟跳崖者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人没有勇气或无力说服自己信仰“神圣1”,他尚可去信奉“神圣2”

还有第三种。这就是《一》主人公王金所演绎的心灵景观:“神圣1”与“神圣2”揉成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剥离。王金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革命“超人”,一亮相便不同凡响。他是随军监狱羁押的嫌疑犯,却狂傲地抗拒与八个杀人犯共处牢房。“我偏不进去,我没有犯罪,/不要污辱我共产党员的称号!”嗣后,王金在牢房,在夜行军途中,在刑场,在随军转移、遭遇袭击的生死绝境,他所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以及在九死一生、绝地突围、奇迹般地指挥且拯救部队于水火的英雄壮举,都指向一个目标:即王金要以非凡的胆魄与热血来亲证其对组织的忠诚。此忠诚源自“神圣1”,也有涉“神圣2”。当王金把组织对他的清白认证看得比命还重,这诚然是“神圣1”。当王金如此誓死捍卫自己的政治人格纯洁,不容他者无端地玷污其羽毛(纵然事出有因),这又近乎“神圣2”

三首叙事诗所演示的两种神圣,让读者依稀领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才有的“复调”。所谓复调,是说作家心中有两种或不止两种声音,都很亢奋,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借艺术想象,将此幻化为某个角色的内心裂变,或一对迥异性格的戏剧化冲突,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志性叙事。郭小川叙事诗也有类似复调,只是未像陀氏那般强悍,非把胸腔撕得血淋淋不可。也有人将此叫做“拷问人性”。相比较,郭式复调偏弱,彼此抗衡不激烈,不妨称为“弱复调”。郭宛如一把红色六弦琴,用五根弦来演奏“神圣1”,宏大、嘹亮、宽广、激越,那是在诗人心头轰鸣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又会剩一根弦来弹拨“神圣2”,其声音很低,很沉,有点喑哑,却又柔得像天鹅绒,很诱人。这是两个声部欲合成和声,音量及音色的适度反差,反而激活了受众的再造想象张力。这又酷似舞台上的对手戏,总比角色独白更具刺激剧情的动作性。故“弱复调”亦属叙事技巧。

《深》对“弱复调”的运用,可谓范例。一对在延水畔热恋的帅男靓女,却在紧跟革命途中步调不一:女方“要当个女游击队员”,“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在生活上我也变得不修边幅”,“渐渐地少了女性的柔情”;相反,男方甘愿自我矮化,“我长的是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本来是一匹沙漠上的马,/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女方是主导性,进攻型:她可以“断定他这是懦怯和动摇”,“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男方则是被动性、退缩型:“失去了你,我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请你耐心地等待等待吧”,“我已经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草,/不要再给我过多过大的刺激!”显然,女方所以刚健挺拔,咄咄逼人,不时锋利得像出鞘的剑,是因为诗人要把她写成“神圣1”的化身。同理,男方所以失意苍白,低廻忍让,跳崖自尽,是因为诗人本就想“勾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耻又可怜的脸谱”③。

说“可耻”,是因为他放弃了“神圣1”。说“可怜”,是因为诗人未必读不懂个中三昧,实有“神圣2”之因子。于是再去体味诗人有涉《深》的两则日记:(1)“这首诗,只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鞭打,我当然是爱护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的动摇不定的对革命的游离,却实在是一种讨厌的东西”(1957年2月1日)④;(2)“这首诗,真正动了感情,写出了我对某种知识分子的憎恶,也许以后会有人骂我,但我还是善意的,为知识分子放出一支警号”(1957年3月24日)。⑤隐约可辨,“神圣1”与“神圣2”在1957年诗人心中的错综交织。

诗人之“善意”,集中到一点,就是没让“神圣1”彻底压倒或吃掉“神圣2”(当然绝不可能让“神圣2”去化约“神圣1”)。这衍射到作品《深》,便既未让女方对男方绝情,亦没让男方对女方怀恨。

面对“神圣1”的化身,男角的基调是清醒,此清醒对自身是冷酷,对女方却是祝福。当他说:“我曾经想使你跟我的心接近,/我自己也企图朝你那方向转化”;“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主人”,“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已是心如死灰的绝望。但他又“毫不怀疑,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真诚地尊敬你,而且羡慕你,/你懂得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价值”。此祈愿并非虚伪,虽然内心已经枯涩。

与此相对应,峥嵘岁月早已过去,女角与指导员已“过得很幸福”,然其心头仍烙着“悬崖”阴影,那阴影不时叠出“一个不平凡的男子,/黝黑的脸上突起来高高的鼻梁,/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还有“长睫毛覆盖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她说,如此追忆“并不是因为眷恋,而是由于愧悔”。“愧悔”什么?未细说。诗人将谜底留给读者去猜。这就格外让《深》宛如幽谷弥散沉思气质。

“弱复调”是郭小川的诗歌叙事的一个创造。此创造之根,则在诗人对“神圣1”与“神圣2”复杂交互的精神探索。此探索不具教义性,是被幽闭在诗人心灵独立操作的,故其半幽邃半缠绵的诗性气息特有女性味。

郭不讳言这一点。他说过:“我的性格虽然也有粗暴的一面,也确有纤细的一面呵!因为有了这个特点,才产生了像《深深的山谷》这样的诗。也因此,还可以写些别的表现女人的东西”。⑥五个月后,诗人果然写了另首女人的诗,这就是《白》及其主角于植。他说:“为了这女人的命运,我真的感动了。这个女人其实就是我自己。这可说是真实的经历。心情是我的,经历是蕙君的。”⑦甚至有这样的事:王金作为《一》男主角,本是烈火金刚式的英雄造型,诗人还要写他“长长的脸,又黑又细的眉毛,/乍一看,简直有副女性的姿容”。

问题在于,郭明明不缺战士的雄风,为何笔锋一转,就偏向女性的“纤细”呢?在这儿,洪子诚有段辨析郭小川和贺敬之“差别”的话,颇能提供启示:

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冲突。他不会承认这种裂痕、冲突的思想和审美的价值。……而在郭小川那些值得重视的作品那里,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的矛盾,得到关注。“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实现转化,当然也是他的那些重要作品(《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的主题。⑧

若把洪的“本质化”转述为战士般坚挺的“神圣1”,再把“个体”转述为女性般纤敏的“神圣2”,那么,也就不难解郭为何特具女性味了。洪说,这是因为郭“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⑨。谜底似在于此。

这就解释了,当诗人构思《白》时,本是“歌颂一对夫妇在政治和爱情上的坚贞”⑩,为何却写出了于植夹带政治惶悚的私情?这也解释了,当诗人酝酿《一》时,本想“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11),为何又写了王金要拼命血写政治人格的洁白?这更解释了,当诗人起草《深》时,本在鞭挞知识者对革命的隔膜,为何倒牵出了大刘对“跳崖”的黯然追思?是的,谜底几全在此。

笔者注意到,《深》、《白》、《一》与《望星空》(下简称《望》)诸诗,所以被文学史家尊为“重要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1959年曾蒙受不公,也不仅因为远隔半世纪,在厌倦了空洞说教的读者眼中,它们反倒清醒可贵——事实上,在整个1957年及1958年初,在《深》、《白》首刊前后的颇长一段日子,诗人周边的诸多好友、同仁、亲人及尊长,皆曾相当热情地示好,寄于厚望,甚至参与修改,更有感动得痛哭不已的。现将相关检索列下,以示史实:

*1957.2.4.日记:“把《深深的山谷》拿给徐迟、吕剑看,他们说,这个东西还是能震动人心的”。(12)

*1957.2.9.日记:“菡子曾来读了一下我的《深深的山谷》。她认为,这首诗的说服性还不够,缺少一些细节。……这些意见对我是颇有启发的”。(13)

*1957.3.25.日记:“把我的《深深的山谷》交给吕剑,他很快看完,觉得还是吸引人的”。(14)

*1957.3.26.日记:“唐祈来了,跟他谈起我的《深深的山谷》来。他认为,这是一首很有典型意义,能使人思索人生。他提出两点意见,就是,在男的跳崖以后,写一点女的心情。另外,他主张男的之所以跳崖,把导火线写出来。还有入党的时候,他说,最好写一点女的内心的变化。我考虑要修改它”。(15)

*1957.3.27.日记:“《深深的山谷》受到了臧克家等同志的鼓励,又使我鼓起了勇气想继续写下去”。(16)

*1957.4.2.日记:“今天拿到《深深的山谷》的大样。晚饭后,找到了张煜,给她和蕙君念了一遍。她们提了一点意见后,然后张煜就谈起她的遭遇。她实在是很不幸的。……张煜也在审干时跳井自杀过,她说,在临死时,她也想过希望看守她的战士救她,幸而她果然得救了。”

“这一晚的谈话非常激动人,蕙君哭了好一会。我们把她送回去,回来时已十二时,彼此热情极了”。(17)

*1957.4.24.日记:“跟高铮谈了一下,她似乎为我的《深深的山谷》感动着,她说她看过了两次”。(18)

*1957.11.20.日记:“蕙君留下条子表示很喜欢《白雪的赞歌》,而高铮读了以后也几乎哭了一上午”。(19)

*1957.12.11.日记:“开完了会议时,白婉静和刘钦贤叫我到《诗刊》,对《白雪的赞歌》提了些意见。她简直喜欢极了,诗是战士与诗人的统一,思想是那么高!他们的意见都很好。”(20)

*1958.1.11.日记,刘白羽“他已看过《白雪的赞歌》,认为‘蛮好’。”(21)

如上史实至少表明两点:

1.《深》、《白》对“神圣1”与“神圣2”弱复调关系的诗性想象,既呈示了郭的独立思考,也浓缩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追随革命的一代左翼知识者,不无痛楚却又不可磨灭的群体生命记忆。否则,便难以理喻这群“特殊读者”,竟会如此不约而同乃至情不自禁地认同郭的写作,似乎它俨然已成这代人的共同心愿抑或“集体创作”,而郭只是为此群落作心灵代言的执笔者而已。

2.这又恰巧印证了洪子诚的文学史鉴定,认为郭在精神上倾向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感情的复杂性的尊重”。若允许作微小“修正”,还可加一注释:这“个体价值”与“人的生活和感情的复杂性”,其实正是包括郭在内的左翼知识者在那年代所暗自珍重、不忍割舍,却又不时遭挤压或唾弃的集体心灵库存。

大凡文学叙事,不免融入作者的自传元素,有的甚至几近心灵自画像。郭亦如此。郭所以如此关切左翼知识者的精神遭遇,是因为其胸腔本就跳着一颗左翼知识者的心。左翼知识者内心所具有的,他都具有。他本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左翼知识者的“心灵标本”。故他抒写左翼知识者的心灵,已无需到别处“深入生活”。他已经切切实实地日夜“活”在他所要表现的角色情景暨心境中。甚至可说,若就左翼知识者心灵造型的精神特征而言,他实在比其虚拟人物更纯粹,更富文化质感,亦更具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悠长意味。

只需细读其1957年日记,你就全明白了。

假如说,一个职业读者有别于业余读者的界限在于,当后者将文学叙事当作情节性消遣时,前者更愿将作品看成是作家用隐喻性笔墨绘就的自我灵魂肖像(或肖像的侧影)。毕竟作品是要让人读的,它具公共性,故作者要么隐去若干不应曝光的隐私,要么让另些非说不可的话借角色的嘴道出。作家往往戴着人物的假面具,去说自己最想倾诉的。此即“隐喻性”(广义)。然私人日记无需遮蔽或修饰。日记原则上只对记录者负责,故不妨赤裸裸,说什么都可以,堪称“心灵写真”。郭小川1957年日记担得起“坦诚”二字。因为当你流连其中,你会惊讶:郭氏日记所连绵袒露的、有涉“神圣1”与“神圣2”价值抵牾的心迹,远比叙事诗所虚构的,要震聋发聩。

请将其长达251页的年度日记,想象成正在演连续剧的历史舞台。那场急遽改变数代知识者命运的风暴,在日记中近乎一道倏地闪亮又淡出的舞台布景。真正吸引你眼球的,是郭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轮番地换着两个脸谱:忽而是“神圣1”让他扮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忽而是“神圣2”请他成为诗人。前者是组织“要我做”,尤其是做那个“丁陈集团”结论报告,做得他怨声载道;后者是自己“我要做”,写其内心最想吐露的诗,写得无比快乐。一个人,就这么被活生生地撕裂两半。请看日记:

*1957.1.2.“在家里看陈企霞的材料。材料很多,而且一下子得不出完整的印象。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22)

*1957.1.7.“早饭后,看材料,材料看得越多,越感到困难……”(23)

*1957.1.10.“工作是困难的,孩子又出麻疹,觉又总睡不好,头又时常疼而易于疲劳,这一切都使我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24)

*1957.1.11.“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着我,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地压人”。(25)

*1957.1.12.“时间越拖越久,陈的结论实在该写出来了。一想到这,不安就折磨着我……”(26)

*1957.1.16.“九点半开始工作。碰到小集团问题,必须先把丁的问题弄清楚才能做出结论。这又是难题。”“这个东西弄不成,心情极苦闷,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27)

*1957.2.4.“从八时起,看已经整理过的、有关丁玲的材料,……看后,简直使人迷乱。”(28)

*1957.2.17.“晚饭后,改陈的结论,许多情况弄不清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腰又酸痛,身体疲惫不堪,这真是最痛苦的一天”。(29)

*1957.3.1.“最近实在太紧张了,简直无法呼吸。最近恐怕把弦拧得太紧了……”(30)

*1957.3.15.“情绪如此之坏,真是无法,我想到,这样下去我也许真会垮下去。为之奈何!”(31)

*1957.4.13.“在家改写丁玲的结论,但仍很吃力。”“到后来,精神实在困倦了,躺在床上,不住的咳嗽。”(32)

*1957.6.6.“这实在是痛苦的,……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33)

*1957.6.9.“明天又要进入激烈的斗争,……一个人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这就有些不愉快,人是多么复杂呵!”(34)

郭在1957年若只是这般活,也未免太焦灼、太尴尬、太无趣。幸亏郭还有另种活法,此即活在他“见缝插针”、勤勉营构的诗意天地,活得踏实、宁静且欣慰。再请看日记:

*1957.1.1.“今天因为是过年,很想了一下今年的写作,决定还是写诗,而且争取第一季度,写完现在构思的长篇故事诗(即《深深的山谷》,引者注)”。(35)

*1957.1.2.“又想着那一首诗,有时就提起笔来,写几段”。(36)

*1957.1.4.“半夜,又不能睡,1时多起来,写诗至二时多才睡”。(37)

*1957.2.1.“整天写我的长诗,在身体的疲劳中工作着……”(38)

*1957.2.3.“这个假期几乎一点也没有玩。……但我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也是最大的愉快!”(39)

*1957.3.21.“又到大楼,改《深深的山谷》,下面正放电影,只我一个在这里工作,很安静”。(40)

*1957.4.3.“继续修改《深深的山谷》,又添了24行,总共504行。真是越来越长了”。“最近精神真好,工作到深夜,还不感疲劳”。(41)

*1957.4.28.“创作欲又旺盛起来。《深深的山谷》受到很多人的赞扬,颇想动笔,但又得写报告,只得按捺住。”(42)

*1957.5.17.“六时即起,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从事工作,写了几行诗。”(43)

*1957.5.18.“又埋头来写诗。”“总是在一种激动中生活,呵,如果我是这样生活着,我该多么愉快呵!”(44)

*1957.5.19.“星期日。五时多就醒了,六时起来,写了一会诗。”“早饭后,还是不间断地写下去,这一篇(即《一个和八个》,引者注),我又真正地动了感情,……从故事来看,这一首比上一首好得多。”(45)

*1957.5.25.“决心在蕙君回来之前,完成这首长诗,……总共一千行。为了把这首诗献给读者,纪念蕙君这一次旅行,我真感到快乐。”“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46)

*1957.5.31.“给蕙君谈了一遍刚写完的长诗,她对‘在刑场上’这一段极感兴趣,感动得掉了眼泪”。(47)

*1957.10.6.“我在想着我的《白雪》。……抒情的笔调,故事诗,决心大胆地做一试验”。(48)

*1957.10.22.“八时半起,写诗。”“心为它而激动了”。(49)

*1957.10.28.“战斗的激情总是有的。这一个在我说来的巨著,明天就可写完初稿了”。“在疲倦中睡下。为了这个作品的将近完成,我是极其愉快的”。(50)

*1957.11.24.“又写了几行诗,思索着《白雪的赞歌》的修改问题,整天为创作冲激着。”“又愉快,又美丽,生活常常有这样幸福的时刻”。(51)

私人日记好就好在“十指连心”:心里怎么想,笔下怎么写,无须斟酌,言为心声,几近李贽之“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52)。没想到,“神圣1”与“神圣2”在郭心里所诱发的体验反差,竟已悬殊到让人惊愕的地步。可略作词语统计,以资对照。

笔者从日记为“神圣2”取证计17则。其间出现“愉快(含‘快乐’)”6次,“激动”、“感动”、“好”各2次,“美丽”、“幸福”、“欣赏”、“狂热”、“安静”各1次;另,值得关注的是“又”字重复10次(“又想着那首诗”,“又不能睡”,“又到大楼”,“又添了24行”,“创作欲又旺盛起来”,“又埋头来写诗”,“又真正地动了感情”,“又写了几行诗”,“又愉快,又美丽”)。无须赘言,“神圣2”为诗人所带来的价值亲证与幸福指数,已足以使其安魂乃至沉醉。

笔者亦从日记为“神圣1”取证计15则。其间出现“困难”(含“艰难”、“复杂”、“吃力”、“使人迷乱”、“没有希望”)11次,“厌烦”(含“烦”、“不好受”、“不愉快”、“心情坏”、“情绪坏”、“不安”、“难过”、“苦闷”、“厌恶”)13次,“疲劳”(含“疲惫”、“疲倦”、“困倦”)4次,“折磨”、“刑罚”、“煎熬”各1次。拟可作如下概述:郭对其所承蒙的公职名分及责任颇觉“困难”,故在长时“疲劳”应对之余,内心“厌烦”甚多甚浓,近乎“折磨”、“刑罚”和“煎熬”。

于是人们发觉郭身上有两种复调:“文学复调”与“心灵复调”。与叙事诗的“弱复调”相比,郭的“心灵复调”一点都不见弱。相反,在郭的内在精神天平上,他对“神圣2”的价值认同,无疑要比他不得不操练的“神圣1”,更具分量。这就是说,当郭在日记中无顾忌地宣泄他对“神圣1”的郁闷时,他对“神圣2”的满怀欣悦,几乎甜美得像一个想当母亲的少妇,正抚着腹部蠕动的胎儿柔柔地吟唱。这儿一点也没有于植因恐私情疏于组织而心生惶悚;相反,日记里的郭更像王金要充分证明其人格的高大和丰美。不过不是为了证明给组织看,而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也因此,接下来,当郭想成为大作家的愿望愈益强烈,他也就不甘心再呆在作协机关(53),即安于组织对他的人事安排了。或许,逻辑正是这样:随着“神圣2”在郭心里愈发神圣,“神圣1”也就不太神圣。

细审日记,可确认活在郭心中的“神圣2”,并不限于想“成名成家”(54)。准确地说,“神圣2”作为幽闭的价值意向链,在郭独自面对心灵时,它会强烈地突出一个“我”字:“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此价值链对郭而言,由如下四环构成:(1)人性根基;(2)自我实现;(3)文学自恋;(4)星空视野。四环即四个层次,有序叠出互为因果的“价值动力定型”。这一在暗中操控及平衡主体心理—行为的内在标杆,近乎“自由意志”,它未必是郭所能充分知解的,却又不得不受其制约。(55)

1.人性根基

郭实是“两栖类”:在机关他是领导,是组织成员;在家,在写日记,在纯粹地扪心自问时,他是不设防的个体。故他会乘兴实录当天让他心折的识闻及思绪,而此思绪往往能透漏郭1957年时的精神根基,确是对人性的沉吟。此沉吟大体有三。

(1)感慨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据说,胡绳说,别的大的星球的人类,腿可能粗,因为地心吸引力大。一想到宇宙,就感到人太渺小了,但人是不会自己毁灭自己的,生活的力量对人能够吸引住,都会津津有味地活下去,创造着一切。”(56)后郭所以在1959年会写那篇“惹祸”的《望星空》,其根子正可追溯到1957年2月24日那则日记。

(2)咏叹异性间的奇妙:“又到默涵处谈近一小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呵!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57)这事发生在1957年9月10日。谁知竟让郭当夜“躺在床上”,就“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58)此即郭后来写成的《白雪的赞歌》。不过,当初拟的题目是《晶亮的白雪》。(59)

(3)痴迷于性爱的得失:比如“夜间是幸福的,但几乎成了女人似地,心情柔娇得很”(60);相反,“蕙君不在,今天心中忽然非常地不安静,有一种暗影笼罩着。……/久久不能入眠。/这简直是一种绝望的感情”。(61)

2.自我实现

返身体认“人性根基”,会导致郭走向“自我实现”,这是水到渠成。当郭说,渺小者所以仍能在大宇宙“津津有味地活下去”,是因为“生活的力量”吸住了他,“自我实现”正属于那种可被郭驾驭的“生活的力量”。因为它有可能将主体的生命潜能,最大限度地升华为专业才能,而达到人生的极大值。

1957年前后,郭的确明智地权衡过“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选择之一,“我去省委做秘书长,也可以由此而书记,而第一书记,干出一番事业”。(62)后来所以放弃,倒不是怕别人说“野心”,而是出于对党内权争(比如“高饶事件”)的心有余悸:“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成了敌人了呢?我又害怕,又不能理解。从这以后我感到搞政治,太可怕……”“认真想来,1954年我之转做文艺工作,是与这个事件分不开的”。(63)“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了,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64)于是就不想干秘书长了。

“我为什么不愿当秘书长呢?根本原因是秘书长这个职位,不能满足我的个人欲望,甚至可以说,是妨碍我满足个人的欲望的缘故。从个人的角度看来,这个职位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升书记处书记吗?这也是个不大的职位;升主席吗?不可能,我也做不了……”(65)“我实际上是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或从属地位的”。(66)

3.文学自恋

作品作为诗人的隐喻型灵魂肖像,融入若干自传元素,宛若子女脸上印着双亲的遗传基因。但作品对自传元素的传承,往往是诗人有意为之,故亦可说,此属“文学自恋”。

若从“素材原型”着眼,叙事诗明显刻着郭的诸多生平痕迹。《深》男女主角牵手于延安,这便有郭与杜惠的影子。《白》于植是在远离丈夫(县委书记)的后方孤苦分娩,当过县长的郭也是在长子出生19天才获此信息。《一》王金舍命率队突围,郭亦曾在1946年9月2日突遭土匪而机警脱险。(67)

郭的“文学自恋”或许更体现在“精神原型”层面。郭曾表示,“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王金所以对组织审查“暴跳如雷”,是因为他“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68)这与“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交付的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69),正好相契,互为因果。

从这儿契入,似也可解释郭为何对《深》男主角心系“惋惜”?(70)因为郭比谁都清楚,那位男角所以“跳崖”,根子是他在战场找不着“自我实现”的位置。如此而已。而郭为了争取更自由的创作空间,“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71)很显然,郭之“跳槽”,也是另种“跳崖”。“我之所以同情这种人,是我自己与这种人有根本上相同之处”。(72)这是实话实说。既然心有灵犀,也就惺惺相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郭承认:“我自己的个人主义也不见得比我批判过的那些人少,那么,我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讽刺”。(73)若滤去此言的特殊政治涵义,不见得是自我酷评。

郭之“文学自恋”,与其说是在艺术层面“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74),毋宁说是在价值层面,顽强而执着地表现自我。

4.星空视野

以“星空”为隐喻的文化视野,它是指郭内心曾滋长的另些有悖体制规训的、不无敏感的“非组织意念”。它有两种形态:要么是体制未希望其成员这般想的,郭这般想了;要么是体制明确要求成员那样想的,郭却体验成了另番模样。这就像1959年《望星空》这首诗。“初稿写出之后,我压了很久,八月再改,十月又大改,我却对一、二段异常偏爱,不忍割舍”。(75)此诗一、二段便是写人在宇宙间的渺小感。此“人”没有限于个体,它泛指包括“国家、体制、组织、领袖”在内的人类政治,以至写出:“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这般犯忌的句子。然郭依旧未作删削。因是心头肉,砍了心痛。

(1)怎么看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

体制要求其成员相信“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而方针上正确比一切都重要”,但郭“看到由于经验不足和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缺点”,依然“以为中央也有错误,因此当我看到中央采取措施纠正缺点时,我就感到狂喜,以为中央到底是中央,毛主席究竟是毛主席,纠正得迅速而且坚决”。(76)这是因为郭没有想过,应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我看到大炼钢铁运动的政治收获,但对大炼钢铁的经济收获有怀疑,因为在江西曾看到有些山秃了,林业损失很大……凡此种种”,组织当会批评郭政治上“软弱和右倾”。(77)

(2)怎么看1943年延安审干(肃反)?

1959年刘少奇有个庐山讲话,说“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郭说“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78)这也难怪,因为郭和杜惠在1943年2月结婚后一个月,就曾双双蒙冤,直到1944年下半年“我的问题解决了,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79)故郭在延安时期便有此体验:“一个革命者受到战场和监狱的考验是不大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受到党的审查的考验。最痛苦的莫过于受到党和同志的怀疑,或者被以为是敌人”。(80)这也是郭以后写《一》的精神根源之一。

(3)怎样看“丁陈集团”?

1957年春节前后,组织决定由郭执笔改写关于丁、陈集团的甄别结论,为何历时两三个月,迟迟拿不出结论草案?乍看是圈内人翻供者甚多,对其1955年斗丁、陈时提供的材料不认账,一时真伪难辨,但究其质,是郭内心“认为丁玲、陈企霞‘品质不好’,却仍是‘有才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同他们妥协才能求得‘团结’,才能‘使结论为大家所满意’”。(81)结果,众口难调,“还是无法寻求出一个共同的意见而迟迟下不了笔。”(82)

如上引文分别摘自郭1959年及“文革”初的“思想检查”,内容大体属实。因为读其1957年日记,郭确实不曾将陈企霞视作“反党分子”,他虽“很不喜欢他们”,却又很“理解他们”,甚至认为陈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只是“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而已。(83)但在组织眼中,郭的所谓“理解”是“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投降主义”。(84)

综上所述,可见郭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内心第一冲动并非“保持一致”,而是想说真话,若不宜说,则羞于掺假。故其家属有底气说:“我们从心底里相信郭小川是一个真诚、善良而又充满激情与良知的人”。(85)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也因此,郭的价值视野常常会不自觉地游离于体制之外,所谓“生活在别处”。亦即“望星空”。这也就使郭对前苏联“解冻”后的文学“写真实”情有独钟。郭在“文革”初曾坦陈其叙事诗《白》,是在“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肖洛霍夫的这两部作品一出来,我就读了,而且认为很好。”(86)郭没撒谎。阅其日记,1957年3月31日晚上,郭确实读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确实认为“这是一篇很感人的作品”。(87)

以中苏比较文学史的眼光看,当年郭所以无保留地认同肖洛霍夫,其实很自然。因为郭的三首叙事诗所贯穿的母题,是关于“个体人性伦理在大革命中的境遇”,故也可说是三篇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人的遭遇”。继而,就整体意蕴而言,郭与肖洛霍夫亦皆有涉“价值复调”。肖洛霍夫小说是在如下“价值并立”中展开:一方面,主人公为其在卫国战争的英勇奉献而荣获勋章;另一方面,主人公又为其战争中痛失爱妻、爱子而心系悲恸。这也是“两种神圣”:以血肉之躯来抵御德寇入侵,此当悲壮而崇高;然一个男子对爱妻、爱子满怀深情,祈愿天长地久,白头偕老,阖家平安快乐,这也是天经地义,几乎是任何世俗社会皆尊重的人性伦理。然而,这“两种神圣”却又在特殊语境被导向无可规避的悲剧性冲突。这当然不是说国难当头,匹夫无责。而是说,当国家在劫后崛起,纵情讴歌辉煌国史时,谁来体恤底层那些无名人氏?他们为了分担国难,而在身心所留下的永远抚不平的遗恨。这就是说,在肖洛霍夫那儿,这两种异质伦理,也相互具有不可化约、不容顶替、更不准注销的神圣性。

这就几乎与郭想到一块去了。

但郭成不了中国的肖洛霍夫。这不是说,给肖洛霍夫带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全本早在1940年已问世,而那时郭尚在359旅干秘书,只写过若干短诗和小剧本。笔者只想说,郭所处的既定语境,比起肖洛霍夫在前苏联曾享有的文学空间,后者无疑宽阔得多。这便注定郭作为一个“心灵诗人”,路走不远。

郭后来在回忆其1959年之所以挨整,“导火线”是郭与林默涵等的一个争论。(88)其实不尽然。细审当年《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89),整体印象是作协党组要从政治、组织、思想、创作各方面,对郭进行总清算,从1959年11月下旬至1960年1月上旬,为时近40天。杨绛曾雅称此类“思想改造运动”为“洗澡”。当局者反而率性,说这是让知识者“脱裤子,割尾巴”。若知识者怯于自辱,那么,组织便可出面对你实施精神“外科手术”。现在看来,此类“手术”最想割掉的,也就是深埋在知识者心底的那个“神圣2”,而代之以单纯的“神圣1”

笔者曾将郭的“神圣2”延展为由“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构成的价值链。相应地,那时用来呵斥郭的“神圣1”,其实也可展示为价值链由四环构成,依次为:“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谓予不信,请读下文。

1.政治本位

政治是阶级—政党利益的根本体现。讲政治,首先得讲阶级—政党立场。以此权威语式去看郭的“人性根基”,当是十足的“人性论”。故批判者首先揪住郭的总根子:“‘人性论’是总的,包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谈人的本性”,那“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特点是不分阶级,不分时代,讲抽象的人”;结果写出《一个和八个》,那八个罪犯“也有人性,或人有‘良知’,党没有人性,统一战线有永久性,即人性,一接触被王金感化,阶级斗争不行,而是用基督式、武训式、甘地式,献身,对受难者献身(不管谁!)王金就是甘地,‘温暖’烧热,这样,党没有人道主义……”(90)一巴掌就把郭打上政治被告席,无以言对。

2.驯服工具

刘少奇《论修养》曾是“文革”前组织成员务必拜读且践履的“圣经”,其核心是“驯服工具”论,甚至说你即汽车,组织即司机,组织把你开向哪里,你就到哪里。以此原则来审查郭的“自我实现”,其人品、作品便满目疮痍。

首先是“一本书主义”:“成名成家,写呀写呀,成了个人野心,巴尔扎克式的,大抱负”;“欲望没有止境,要求更多时间,更少的工作”;“个人主义膨胀,政治上退步,严重右倾,丧失立场”。(91)

其次是作品:“过于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把自己想象成为非凡的高大形象。不是教育青年做党阶级的驯服的儿女,在斗争中踏实工作,改造自己”,而是“随处流露自我欣赏、自我扩张的东西,(向困难进军),……‘我号召’,以青年导师自居”。(92)

3.组织崇拜

这可以说是对郭“文学自恋”的当头棒喝,也是1959年整郭最猛的第一火力点。你别以为多写了两首诗,眼睛就长到头顶,尾巴就翘到天上,目无纪律和领导,秘书长职务想上就上,不想干就闹,嚷着要跑,这也未免太便宜你了!你也太不把组织放心上了!故“分歧的根本点是个人服从党,还是党服从个人?”(93)“党组副书记和诗人,实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党的原则,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矛盾”。(94)假如因为作品多了,名声大了,这是“积极地扩大和党谈判抗衡的本钱”,“本钱多就闹,伸手,对抗”(95),“恃才傲党”(96),这也就形同“资产阶级闹独立”,视入党为“入股”,“一定要取得股份”(97),否则,便“大爆发——反党”。(98)

而且,从1957-1959年,“这两个时期,正是党在困难时期,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也是郭“个人创作得到成就时期。/考验党性是在党困难时,个人胜利时”最能见分晓。然郭却在“当个人利益与党发生矛盾时,个人形成对立,个别事情抗拒党”。(99)

4.洗心革面

用此招来应对郭的“星空视野”还真管用。1959年整郭,本来就“绝无一棍子打死的意思”。(100)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所公开承诺的。1961年9月,周扬也当面说过:“批判你就是为了依靠你,荃麟可以少做工作,你和白羽能干,多做工作。”(101)这也不是虚伪。毕竟1960年3月郭辞去作协党组副书记后,同年6月又提升郭为作协书记处书记。秘诀是在经过这般“一打一拉”(102),当你惶恐可能遭殃、被吓一身冷汗后,人家又扔一救生圈给你,你岂不感怀于心?接着就看你如何端正态度,调整自我与组织的关系,让那“神圣1”来系统置换你内心的“神圣2”了。

所谓“洗心革面”,实含因果律。“洗心”为因,“革面”为果。“洗心”也有规矩,先是组织帮你洗,接着是你自己洗。因对自己是熟门熟路,故也可能洗得更彻底。郭最终也未逸出此预设程序。

人生犹如马拉松,要走漫长的路。但有时关键处,也就这几步,所谓“一足千古”。郭后来走了这几步,影响到了下半辈子:

一是承认“根本原因是个人和党的关系不正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还占着很大的比重,有时甚至是优势”(103);二是寻根,将此归咎为1937年入党后,“大部分时间在机关工作,虽然经常与红军长征老干部在一起,却很少同战士接近,没有直接参加冲锋陷阵的战斗,谈不到与工农兵相结合”(104);三是1941年抵延安,“正是整风前的一年。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等这样一批牛鬼蛇神正在兴风作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思想也相当混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相当泛滥。我一到这样的环境里,首先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大发展”(105);四是1944年任职延安党校演剧队,接触俄苏文学名著不少,“包括《安娜·克列尼娜》、《被开垦的处女地》、《欧根·奥尼金》等等,接受了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106);五是1954年访苏,“凭着我的资产阶级本性,我很快而且主要在他们的文学艺术方面找到了个人提高、个人发展的出路。我觉得,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个人的名誉、地位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就觉得中国不尊重作家,不如苏联”(107);六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树立了当大作家的野心”(108);七是由此“我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同无产阶级专政、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破私立公的观念形成了对立。总是从感情深处、从灵魂深处感到组织性、纪律性是对个人的一种束缚,是妨碍个人发展、个人提高、个人前途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受到组织约束或组织上批评的时候,更是这样”。(109)

如此“洗心”或“洗澡”,不仅是脱裤子,更是搓背、刮毛、扒皮……这无疑是郭个体心灵史的一件大事。他说过:“这个问题,我背了十年包袱,在我心中是一个伤疤,1959年受过多次批判,1966年又受过斗争,而我自己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110)尽管中国作协党组在1962年对他有过甄别,说他“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111),但于事无补。

这就是说,当郭被“洗心”后,“革面”也就随机而生。

“革面”一词有深意。乍看挺通俗,无非换一张脸(近乎整容)。其实不然。因为“革”字分量颇沉,按本义,是从活体剥一层皮。这诚然有难以承受的身心剧痛。

郭在1957年前后,曾有两张“脸”:一是做贺敬之那样的“政治抒情诗人”,写《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二是做独特的“心灵叙事诗人”,写《深》、《白》、《一》。但自1959-1976年,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他再没写过1957年那样意蕴悠长的叙事诗。是没有能力写?还是不敢写?说不清。作为个体生命存在,郭是在1976年10月因吸烟失火窒息而死;然作为一个“心灵诗人”的生命,恐怕郭是在1959年10月已被窒息。

 

注释:

①郭小川承认,“1940年在延安”,“思想上个人主义有所发展,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外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凡出自《郭小川全集》引文,均出自此版本,本文其他注释,只注页码。

②(62)(64)(65)(66)郭小川:《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26页,第27-28页,第26页,第27页,第26页。

③④⑤⑥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7)(58)(59)(60)(61)(83)(87)《郭小川全集》,卷九(日记,1957-1958),第6页,第27页,第60页,第102页,第178页,第84页,第29页,第32页,第6l页,第61-62页,第63页,第67-68页,第83页,第84页,第225页,第240页,第259页,第5页,第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11页,第14页,第16页,第29页,第38-39页,第43页,第45页,第54页,第75页,第110-111页,第113页,第5页,第5页,第6页,第26页,第28页,第58页,第68-69页,第86页,第96页,第97-98页,第98页,第102页,第106页,第195页,第206页,第210页,第229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8页,第39页,第163页,第12页,第66页。

⑦“蕙君”即杜惠,郭小川妻子。摘自郭小川日记(1957年10月24日),见《郭小川全集》,卷九,第207页。

⑧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52)李贽:《李贽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53)1957年日记至少三次透露郭想“跳槽”:A.“每一想到我的岗位也许还会很久离不开这里,心中实在不快”(6月13日);B.“有一种感情在烦扰着我。似乎很不想在作协工作”(8月23日);C.“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烦扰我……我真想离开这里到下面去工作”(8月28日)。参见《郭小川全集》,卷九,第115页、第164页、第166页。

(54)(67)(69)(70)(71)(72)(73)(74)(75)(76)(77)(78)(80)(81)(82)(84)(86)(88)(89)(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89页,第156-157页,第40页,第22页,第41页,第231页,第29页,第102页,第40页,第25页,第25页,第39页,第231页,第94页,第22页,第21页,第101页,第171页,第49-74页,第19页,第144页,第144页,第148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07页,第174页。

(55)郭曾在《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1959年11月25日)中说:“多年以来,我对我自己在世界观上面的矛盾和缺陷,一直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后来,郭在“文革”初期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又将此“神圣2”说成是“没有改造好的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是其“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标志。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9页、第101页、第143页。

(56)郭曾表白:“我当时认为这种在宇宙面前人最初的渺小的感觉,是人人都会有的”。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41页。

(63)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1969年夏),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207页。

(68)《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40页。郭在“文革”初曾对王金式“人格力量”作了如下“注释”:1957年“反右”前夕,“我自己还是感到受了压抑,对于旧作协这个环境还是很厌恶的,很多人钩心斗角、追逐名利。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感化’别人。因此,我当时头脑中的‘坚定的革命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于是,我就极力想编造成出这样一种人物,宣扬与夸大他的‘人格力量’”。(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01-102页。)

(79)《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48页。“杜惠被隔离审查,在社会部监狱关押,至1945年8月释放,结论为:无政治历史问题”。(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373-374页。)

(85)杜惠、郭小林、郭岭梅、郭晓惠:《〈郭小川全集〉后记》,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395页。

(90)(91)(92)(93)(94)(95)(96)(97)(98)(99)(101)(102)《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55页,第62页,第58-59页,第51页,第65页,第65页,第69页,第53页,第64页,第69页,第171页,第171页。

(100)《中宣部副部长在全国文化会议上的讲话片段》,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75页。

(111)《中国作协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总结》,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76页。

 

【作者简介】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0

(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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