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

夏中义

【内容提要】研读郭小川1957年的三首叙事长诗，品味其内心的价值复调，实是“革命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的深邃纠结。这既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是整整一代左翼知识者的共同心灵历程。“个体人性伦理”延展为“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而“革命组织伦理”亦相应分为四环：“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三首诗呈现出“弱复调”特质，与其日记中袒露的两种伦理价值互相抵牾的心迹相互印证。这也先期性预示了郭小川在1957年可成为“心灵诗人”，1959年后只能扮饰“政治抒情诗人”的某些必然性。

【关键词】郭小川诗歌/革命伦理/个体伦理/弱复调/诗人命运

当我16岁时，读郭小川(1919-1976)的诗，只知他是“战士诗人”，因童少鉴浅，故心志易被其《祝酒歌》、《青纱帐——甘蔗林》等所激扬。60岁时重温郭小川的诗，惊诧他还竟是“心灵诗人”，当你读懂了他1957年种植在诗行里的珍贵沉思，你愿认同他是“文革”前最杰出的当代中国诗人。

郭在1957年写了三首寄怀遥深的叙事诗，依次为：《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与《一个和八个》（下简称《深》、《白》、《一》）。其中，《深》、《白》首刊于《诗刊》1957年第4期、第12期；《一》首刊于《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距诗人去世已两三年矣。郭生前为这些叙事诗付出甚多，甚重，故笔者期盼能与当代文学史家一起掂出其间的精神分量。

一

1957年诗人心中活着两种神圣。

所谓神圣，是指人生意义的最高级，亦指人所以为人的价值底线暨境界，它是无可化约的心灵原则，切忌被让渡或交易。这就是说，18岁入党(1937)且在战火中成长的组织成员，郭小川尊“革命组织伦理”为神圣，吴云铎的誓言“把一切献给党”，亦是其座右铭。同时，郭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母曾任县级教育局长、小学校长），高中学历，在359旅当王震秘书(1939-1941)不忘读西方文学名著，在“延安整风”初期(1942)为马列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生且同情王实味①，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1956)仍夙愿“成为大作家”②……如此精神历程，又让郭暗自珍惜心底所滋长的“个体人性伦理”，它亦具不被他者所轻易化约的价值正当性。可谓是另种神圣。

为了论述方便，姑且将“革命组织伦理”称作“神圣1”，将“个体人性伦理”称作“神圣2”。郭小川的三首叙事诗，就写出了这两种神圣的纠结或碰撞。先说这两种情况：要么是角色因敏感内心生出可能疏离“神圣1”的任何颤栗，都会激起巨大的政治惶悚；要么是当“神圣1”已无情裁决了“神圣2”的零价值，然仍会有角色出来温婉叹息那被湮没的旧事。

《白》属于第一种。主角于植是女战士，战情骤变，让她在远离部队和丈夫（县委书记）的后方，独自拖累着一个病患婴儿。当婴儿濒临生死边缘，出现了一个心地仁厚、医术高明的年轻医生，他暗恋着于植，但又“发乎情而止乎礼”。医生人品极好，又救了孩子的命，本来就是一位值得尊敬乃至爱的对象——这一瞬间掠过于植脑海的闪念，犹如电击。然于植所以把医生情书“叠起来撕了又撕”，“飘然落地”，是因为她几乎在同一瞬间又听到内心的另一声音，此声音责令于植对丈夫（县委书记）的爱情，应像战士对组织一般忠贞。这便使她迅即化解这刹那间的心灵颤栗。尽管事后她依然震惊那颤栗所夹带的巨大惶恐。好在最后出场的县委书记（丈夫）豁达，善解人意，他开导于植：人“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又多彩！”——因为“雪花有六个瓣”，在阳光的折射下，只有一个瓣是白的，其他瓣是“黄的、红的、绿的、紫的”——似在隐喻人的价值存在应该多维度，既有“神圣1”，也有“神圣2”，犹如“白雪”也“多彩”。

《深》属于第二种。男主角知识阶层出身，反抗黑暗，奔赴延安，后因身陷敌围，痛悔自己不能冲锋陷阵，成不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故选择跳崖，葬身“深深的山谷”。当时，指导员在现场作了政治鉴定：“走吧！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后来嫁给了指导员的那位女主角，却从未将跳崖者看作叛徒，她宁愿将此归结为“人生”“复杂”。这就是说，若转换视角，对跳崖者作“同情之理解”，能否认为：一个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追随革命的文弱书生，一旦悔悟自己不适合血与火，他还有权利选择不革命？或曰，对一个不革命者来说，他在革命年代，也有其生存的理由？毕竟跳崖者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人没有勇气或无力说服自己信仰“神圣1”，他尚可去信奉“神圣2”？

还有第三种。这就是《一》主人公王金所演绎的心灵景观：“神圣1”与“神圣2”揉成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剥离。王金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革命“超人”，一亮相便不同凡响。他是随军监狱羁押的嫌疑犯，却狂傲地抗拒与八个杀人犯共处牢房。“我偏不进去，我没有犯罪，／不要污辱我共产党员的称号！”嗣后，王金在牢房，在夜行军途中，在刑场，在随军转移、遭遇袭击的生死绝境，他所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以及在九死一生、绝地突围、奇迹般地指挥且拯救部队于水火的英雄壮举，都指向一个目标：即王金要以非凡的胆魄与热血来亲证其对组织的忠诚。此忠诚源自“神圣1”，也有涉“神圣2”。当王金把组织对他的清白认证看得比命还重，这诚然是“神圣1”。当王金如此誓死捍卫自己的政治人格纯洁，不容他者无端地玷污其羽毛（纵然事出有因），这又近乎“神圣2”。

三首叙事诗所演示的两种神圣，让读者依稀领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才有的“复调”。所谓复调，是说作家心中有两种或不止两种声音，都很亢奋，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借艺术想象，将此幻化为某个角色的内心裂变，或一对迥异性格的戏剧化冲突，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志性叙事。郭小川叙事诗也有类似复调，只是未像陀氏那般强悍，非把胸腔撕得血淋淋不可。也有人将此叫做“拷问人性”。相比较，郭式复调偏弱，彼此抗衡不激烈，不妨称为“弱复调”。郭宛如一把红色六弦琴，用五根弦来演奏“神圣1”，宏大、嘹亮、宽广、激越，那是在诗人心头轰鸣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又会剩一根弦来弹拨“神圣2”，其声音很低，很沉，有点喑哑，却又柔得像天鹅绒，很诱人。这是两个声部欲合成和声，音量及音色的适度反差，反而激活了受众的再造想象张力。这又酷似舞台上的对手戏，总比角色独白更具刺激剧情的动作性。故“弱复调”亦属叙事技巧。

《深》对“弱复调”的运用，可谓范例。一对在延水畔热恋的帅男靓女，却在紧跟革命途中步调不一：女方“要当个女游击队员”，“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在生活上我也变得不修边幅”，“渐渐地少了女性的柔情”；相反，男方甘愿自我矮化，“我长的是一颗永远落后的脑袋”，“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本来是一匹沙漠上的马，／偏偏想到海洋的波浪上驰驱。”女方是主导性，进攻型：她可以“断定他这是懦怯和动摇”，“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男方则是被动性、退缩型：“失去了你，我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请你耐心地等待等待吧”，“我已经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草，／不要再给我过多过大的刺激！”显然，女方所以刚健挺拔，咄咄逼人，不时锋利得像出鞘的剑，是因为诗人要把她写成“神圣1”的化身。同理，男方所以失意苍白，低廻忍让，跳崖自尽，是因为诗人本就想“勾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耻又可怜的脸谱”③。

说“可耻”，是因为他放弃了“神圣1”。说“可怜”，是因为诗人未必读不懂个中三昧，实有“神圣2”之因子。于是再去体味诗人有涉《深》的两则日记：(1)“这首诗，只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鞭打，我当然是爱护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的动摇不定的对革命的游离，却实在是一种讨厌的东西”（1957年2月1日）④；(2)“这首诗，真正动了感情，写出了我对某种知识分子的憎恶，也许以后会有人骂我，但我还是善意的，为知识分子放出一支警号”（1957年3月24日）。⑤隐约可辨，“神圣1”与“神圣2”在1957年诗人心中的错综交织。

诗人之“善意”，集中到一点，就是没让“神圣1”彻底压倒或吃掉“神圣2”（当然绝不可能让“神圣2”去化约“神圣1”）。这衍射到作品《深》，便既未让女方对男方绝情，亦没让男方对女方怀恨。

面对“神圣1”的化身，男角的基调是清醒，此清醒对自身是冷酷，对女方却是祝福。当他说：“我曾经想使你跟我的心接近，／我自己也企图朝你那方向转化”；“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你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主人”，“我呢，我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已是心如死灰的绝望。但他又“毫不怀疑，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真诚地尊敬你，而且羡慕你，／你懂得战斗的欢欣和生命的价值”。此祈愿并非虚伪，虽然内心已经枯涩。

与此相对应，峥嵘岁月早已过去，女角与指导员已“过得很幸福”，然其心头仍烙着“悬崖”阴影，那阴影不时叠出“一个不平凡的男子，／黝黑的脸上突起来高高的鼻梁，／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还有“长睫毛覆盖着一双锐利的大眼睛”……她说，如此追忆“并不是因为眷恋，而是由于愧悔”。“愧悔”什么？未细说。诗人将谜底留给读者去猜。这就格外让《深》宛如幽谷弥散沉思气质。

二

“弱复调”是郭小川的诗歌叙事的一个创造。此创造之根，则在诗人对“神圣1”与“神圣2”复杂交互的精神探索。此探索不具教义性，是被幽闭在诗人心灵独立操作的，故其半幽邃半缠绵的诗性气息特有女性味。

郭不讳言这一点。他说过：“我的性格虽然也有粗暴的一面，也确有纤细的一面呵！因为有了这个特点，才产生了像《深深的山谷》这样的诗。也因此，还可以写些别的表现女人的东西”。⑥五个月后，诗人果然写了另首女人的诗，这就是《白》及其主角于植。他说：“为了这女人的命运，我真的感动了。这个女人其实就是我自己。这可说是真实的经历。心情是我的，经历是蕙君的。”⑦甚至有这样的事：王金作为《一》男主角，本是烈火金刚式的英雄造型，诗人还要写他“长长的脸，又黑又细的眉毛，／乍一看，简直有副女性的姿容”。

问题在于，郭明明不缺战士的雄风，为何笔锋一转，就偏向女性的“纤细”呢？在这儿，洪子诚有段辨析郭小川和贺敬之“差别”的话，颇能提供启示：

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冲突。他不会承认这种裂痕、冲突的思想和审美的价值。……而在郭小川那些值得重视的作品那里，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的矛盾，得到关注。“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实现转化，当然也是他的那些重要作品（《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的主题。⑧

若把洪的“本质化”转述为战士般坚挺的“神圣1”，再把“个体”转述为女性般纤敏的“神圣2”，那么，也就不难解郭为何特具女性味了。洪说，这是因为郭“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⑨。谜底似在于此。

这就解释了，当诗人构思《白》时，本是“歌颂一对夫妇在政治和爱情上的坚贞”⑩，为何却写出了于植夹带政治惶悚的私情？这也解释了，当诗人酝酿《一》时，本想“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11)，为何又写了王金要拼命血写政治人格的洁白？这更解释了，当诗人起草《深》时，本在鞭挞知识者对革命的隔膜，为何倒牵出了大刘对“跳崖”的黯然追思？是的，谜底几全在此。

笔者注意到，《深》、《白》、《一》与《望星空》（下简称《望》）诸诗，所以被文学史家尊为“重要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1959年曾蒙受不公，也不仅因为远隔半世纪，在厌倦了空洞说教的读者眼中，它们反倒清醒可贵——事实上，在整个1957年及1958年初，在《深》、《白》首刊前后的颇长一段日子，诗人周边的诸多好友、同仁、亲人及尊长，皆曾相当热情地示好，寄于厚望，甚至参与修改，更有感动得痛哭不已的。现将相关检索列下，以示史实：

*1957.2.4.日记：“把《深深的山谷》拿给徐迟、吕剑看，他们说，这个东西还是能震动人心的”。(12)

*1957.2.9.日记：“菡子曾来读了一下我的《深深的山谷》。她认为，这首诗的说服性还不够，缺少一些细节。……这些意见对我是颇有启发的”。(13)

*1957.3.25.日记：“把我的《深深的山谷》交给吕剑，他很快看完，觉得还是吸引人的”。(14)

*1957.3.26.日记：“唐祈来了，跟他谈起我的《深深的山谷》来。他认为，这是一首很有典型意义，能使人思索人生。他提出两点意见，就是，在男的跳崖以后，写一点女的心情。另外，他主张男的之所以跳崖，把导火线写出来。还有入党的时候，他说，最好写一点女的内心的变化。我考虑要修改它”。(15)

*1957.3.27.日记：“《深深的山谷》受到了臧克家等同志的鼓励，又使我鼓起了勇气想继续写下去”。(16)

*1957.4.2.日记：“今天拿到《深深的山谷》的大样。晚饭后，找到了张煜，给她和蕙君念了一遍。她们提了一点意见后，然后张煜就谈起她的遭遇。她实在是很不幸的。……张煜也在审干时跳井自杀过，她说，在临死时，她也想过希望看守她的战士救她，幸而她果然得救了。”

“这一晚的谈话非常激动人，蕙君哭了好一会。我们把她送回去，回来时已十二时，彼此热情极了”。(17)

*1957.4.24.日记：“跟高铮谈了一下，她似乎为我的《深深的山谷》感动着，她说她看过了两次”。(18)

*1957.11.20.日记：“蕙君留下条子表示很喜欢《白雪的赞歌》，而高铮读了以后也几乎哭了一上午”。(19)

*1957.12.11.日记：“开完了会议时，白婉静和刘钦贤叫我到《诗刊》，对《白雪的赞歌》提了些意见。她简直喜欢极了，诗是战士与诗人的统一，思想是那么高！他们的意见都很好。”(20)

*1958.1.11.日记，刘白羽“他已看过《白雪的赞歌》，认为‘蛮好’。”(21)

如上史实至少表明两点：

1.《深》、《白》对“神圣1”与“神圣2”弱复调关系的诗性想象，既呈示了郭的独立思考，也浓缩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追随革命的一代左翼知识者，不无痛楚却又不可磨灭的群体生命记忆。否则，便难以理喻这群“特殊读者”，竟会如此不约而同乃至情不自禁地认同郭的写作，似乎它俨然已成这代人的共同心愿抑或“集体创作”，而郭只是为此群落作心灵代言的执笔者而已。

2.这又恰巧印证了洪子诚的文学史鉴定，认为郭在精神上倾向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感情的复杂性的尊重”。若允许作微小“修正”，还可加一注释：这“个体价值”与“人的生活和感情的复杂性”，其实正是包括郭在内的左翼知识者在那年代所暗自珍重、不忍割舍，却又不时遭挤压或唾弃的集体心灵库存。

三

大凡文学叙事，不免融入作者的自传元素，有的甚至几近心灵自画像。郭亦如此。郭所以如此关切左翼知识者的精神遭遇，是因为其胸腔本就跳着一颗左翼知识者的心。左翼知识者内心所具有的，他都具有。他本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左翼知识者的“心灵标本”。故他抒写左翼知识者的心灵，已无需到别处“深入生活”。他已经切切实实地日夜“活”在他所要表现的角色情景暨心境中。甚至可说，若就左翼知识者心灵造型的精神特征而言，他实在比其虚拟人物更纯粹，更富文化质感，亦更具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悠长意味。

只需细读其1957年日记，你就全明白了。

假如说，一个职业读者有别于业余读者的界限在于，当后者将文学叙事当作情节性消遣时，前者更愿将作品看成是作家用隐喻性笔墨绘就的自我灵魂肖像（或肖像的侧影）。毕竟作品是要让人读的，它具公共性，故作者要么隐去若干不应曝光的隐私，要么让另些非说不可的话借角色的嘴道出。作家往往戴着人物的假面具，去说自己最想倾诉的。此即“隐喻性”（广义）。然私人日记无需遮蔽或修饰。日记原则上只对记录者负责，故不妨赤裸裸，说什么都可以，堪称“心灵写真”。郭小川1957年日记担得起“坦诚”二字。因为当你流连其中，你会惊讶：郭氏日记所连绵袒露的、有涉“神圣1”与“神圣2”价值抵牾的心迹，远比叙事诗所虚构的，要震聋发聩。

请将其长达251页的年度日记，想象成正在演连续剧的历史舞台。那场急遽改变数代知识者命运的风暴，在日记中近乎一道倏地闪亮又淡出的舞台布景。真正吸引你眼球的，是郭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轮番地换着两个脸谱：忽而是“神圣1”让他扮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忽而是“神圣2”请他成为诗人。前者是组织“要我做”，尤其是做那个“丁陈集团”结论报告，做得他怨声载道；后者是自己“我要做”，写其内心最想吐露的诗，写得无比快乐。一个人，就这么被活生生地撕裂两半。请看日记：

*1957.1.2.“在家里看陈企霞的材料。材料很多，而且一下子得不出完整的印象。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22)

*1957.1.7.“早饭后，看材料，材料看得越多，越感到困难……”(23)

*1957.1.10.“工作是困难的，孩子又出麻疹，觉又总睡不好，头又时常疼而易于疲劳，这一切都使我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24)

*1957.1.11.“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着我，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地压人”。(25)

*1957.1.12.“时间越拖越久，陈的结论实在该写出来了。一想到这，不安就折磨着我……”(26)

*1957.1.16.“九点半开始工作。碰到小集团问题，必须先把丁的问题弄清楚才能做出结论。这又是难题。”“这个东西弄不成，心情极苦闷，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27)

*1957.2.4.“从八时起，看已经整理过的、有关丁玲的材料，……看后，简直使人迷乱。”(28)

*1957.2.17.“晚饭后，改陈的结论，许多情况弄不清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腰又酸痛，身体疲惫不堪，这真是最痛苦的一天”。(29)

*1957.3.1.“最近实在太紧张了，简直无法呼吸。最近恐怕把弦拧得太紧了……”(30)

*1957.3.15.“情绪如此之坏，真是无法，我想到，这样下去我也许真会垮下去。为之奈何！”(31)

*1957.4.13.“在家改写丁玲的结论，但仍很吃力。”“到后来，精神实在困倦了，躺在床上，不住的咳嗽。”(32)

*1957.6.6.“这实在是痛苦的，……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33)

*1957.6.9.“明天又要进入激烈的斗争，……一个人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这就有些不愉快，人是多么复杂呵！”(34)

郭在1957年若只是这般活，也未免太焦灼、太尴尬、太无趣。幸亏郭还有另种活法，此即活在他“见缝插针”、勤勉营构的诗意天地，活得踏实、宁静且欣慰。再请看日记：

*1957.1.1.“今天因为是过年，很想了一下今年的写作，决定还是写诗，而且争取第一季度，写完现在构思的长篇故事诗（即《深深的山谷》，引者注）”。(35)

*1957.1.2.“又想着那一首诗，有时就提起笔来，写几段”。(36)

*1957.1.4.“半夜，又不能睡，1时多起来，写诗至二时多才睡”。(37)

*1957.2.1.“整天写我的长诗，在身体的疲劳中工作着……”(38)

*1957.2.3.“这个假期几乎一点也没有玩。……但我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也是最大的愉快！”(39)

*1957.3.21.“又到大楼，改《深深的山谷》，下面正放电影，只我一个在这里工作，很安静”。(40)

*1957.4.3.“继续修改《深深的山谷》，又添了24行，总共504行。真是越来越长了”。“最近精神真好，工作到深夜，还不感疲劳”。(41)

*1957.4.28.“创作欲又旺盛起来。《深深的山谷》受到很多人的赞扬，颇想动笔，但又得写报告，只得按捺住。”(42)

*1957.5.17.“六时即起，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从事工作，写了几行诗。”(43)

*1957.5.18.“又埋头来写诗。”“总是在一种激动中生活，呵，如果我是这样生活着，我该多么愉快呵！”(44)

*1957.5.19.“星期日。五时多就醒了，六时起来，写了一会诗。”“早饭后，还是不间断地写下去，这一篇（即《一个和八个》，引者注），我又真正地动了感情，……从故事来看，这一首比上一首好得多。”(45)

*1957.5.25.“决心在蕙君回来之前，完成这首长诗，……总共一千行。为了把这首诗献给读者，纪念蕙君这一次旅行，我真感到快乐。”“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46)

*1957.5.31.“给蕙君谈了一遍刚写完的长诗，她对‘在刑场上’这一段极感兴趣，感动得掉了眼泪”。(47)

*1957.10.6.“我在想着我的《白雪》。……抒情的笔调，故事诗，决心大胆地做一试验”。(48)

*1957.10.22.“八时半起，写诗。”“心为它而激动了”。(49)

*1957.10.28.“战斗的激情总是有的。这一个在我说来的巨著，明天就可写完初稿了”。“在疲倦中睡下。为了这个作品的将近完成，我是极其愉快的”。(50)

*1957.11.24.“又写了几行诗，思索着《白雪的赞歌》的修改问题，整天为创作冲激着。”“又愉快，又美丽，生活常常有这样幸福的时刻”。(51)

私人日记好就好在“十指连心”：心里怎么想，笔下怎么写，无须斟酌，言为心声，几近李贽之“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52)。没想到，“神圣1”与“神圣2”在郭心里所诱发的体验反差，竟已悬殊到让人惊愕的地步。可略作词语统计，以资对照。

笔者从日记为“神圣2”取证计17则。其间出现“愉快（含‘快乐’）”6次，“激动”、“感动”、“好”各2次，“美丽”、“幸福”、“欣赏”、“狂热”、“安静”各1次；另，值得关注的是“又”字重复10次（“又想着那首诗”，“又不能睡”，“又到大楼”，“又添了24行”，“创作欲又旺盛起来”，“又埋头来写诗”，“又真正地动了感情”，“又写了几行诗”，“又愉快，又美丽”）。无须赘言，“神圣2”为诗人所带来的价值亲证与幸福指数，已足以使其安魂乃至沉醉。

笔者亦从日记为“神圣1”取证计15则。其间出现“困难”（含“艰难”、“复杂”、“吃力”、“使人迷乱”、“没有希望”）11次，“厌烦”（含“烦”、“不好受”、“不愉快”、“心情坏”、“情绪坏”、“不安”、“难过”、“苦闷”、“厌恶”）13次，“疲劳”（含“疲惫”、“疲倦”、“困倦”）4次，“折磨”、“刑罚”、“煎熬”各1次。拟可作如下概述：郭对其所承蒙的公职名分及责任颇觉“困难”，故在长时“疲劳”应对之余，内心“厌烦”甚多甚浓，近乎“折磨”、“刑罚”和“煎熬”。

于是人们发觉郭身上有两种复调：“文学复调”与“心灵复调”。与叙事诗的“弱复调”相比，郭的“心灵复调”一点都不见弱。相反，在郭的内在精神天平上，他对“神圣2”的价值认同，无疑要比他不得不操练的“神圣1”，更具分量。这就是说，当郭在日记中无顾忌地宣泄他对“神圣1”的郁闷时，他对“神圣2”的满怀欣悦，几乎甜美得像一个想当母亲的少妇，正抚着腹部蠕动的胎儿柔柔地吟唱。这儿一点也没有于植因恐私情疏于组织而心生惶悚；相反，日记里的郭更像王金要充分证明其人格的高大和丰美。不过不是为了证明给组织看，而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也因此，接下来，当郭想成为大作家的愿望愈益强烈，他也就不甘心再呆在作协机关(53)，即安于组织对他的人事安排了。或许，逻辑正是这样：随着“神圣2”在郭心里愈发神圣，“神圣1”也就不太神圣。

四

细审日记，可确认活在郭心中的“神圣2”，并不限于想“成名成家”(54)。准确地说，“神圣2”作为幽闭的价值意向链，在郭独自面对心灵时，它会强烈地突出一个“我”字：“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此价值链对郭而言，由如下四环构成：(1)人性根基；(2)自我实现；(3)文学自恋；(4)星空视野。四环即四个层次，有序叠出互为因果的“价值动力定型”。这一在暗中操控及平衡主体心理—行为的内在标杆，近乎“自由意志”，它未必是郭所能充分知解的，却又不得不受其制约。(55)

1.人性根基

郭实是“两栖类”：在机关他是领导，是组织成员；在家，在写日记，在纯粹地扪心自问时，他是不设防的个体。故他会乘兴实录当天让他心折的识闻及思绪，而此思绪往往能透漏郭1957年时的精神根基，确是对人性的沉吟。此沉吟大体有三。

(1)感慨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据说，胡绳说，别的大的星球的人类，腿可能粗，因为地心吸引力大。一想到宇宙，就感到人太渺小了，但人是不会自己毁灭自己的，生活的力量对人能够吸引住，都会津津有味地活下去，创造着一切。”(56)后郭所以在1959年会写那篇“惹祸”的《望星空》，其根子正可追溯到1957年2月24日那则日记。

(2)咏叹异性间的奇妙：“又到默涵处谈近一小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呵！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57)这事发生在1957年9月10日。谁知竟让郭当夜“躺在床上”，就“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58)此即郭后来写成的《白雪的赞歌》。不过，当初拟的题目是《晶亮的白雪》。(59)

(3)痴迷于性爱的得失：比如“夜间是幸福的，但几乎成了女人似地，心情柔娇得很”(60)；相反，“蕙君不在，今天心中忽然非常地不安静，有一种暗影笼罩着。……／久久不能入眠。／这简直是一种绝望的感情”。(61)

2.自我实现

返身体认“人性根基”，会导致郭走向“自我实现”，这是水到渠成。当郭说，渺小者所以仍能在大宇宙“津津有味地活下去”，是因为“生活的力量”吸住了他，“自我实现”正属于那种可被郭驾驭的“生活的力量”。因为它有可能将主体的生命潜能，最大限度地升华为专业才能，而达到人生的极大值。

1957年前后，郭的确明智地权衡过“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选择之一，“我去省委做秘书长，也可以由此而书记，而第一书记，干出一番事业”。(62)后来所以放弃，倒不是怕别人说“野心”，而是出于对党内权争（比如“高饶事件”）的心有余悸：“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成了敌人了呢？我又害怕，又不能理解。从这以后我感到搞政治，太可怕……”“认真想来，1954年我之转做文艺工作，是与这个事件分不开的”。(63)“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了，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64)于是就不想干秘书长了。

“我为什么不愿当秘书长呢？根本原因是秘书长这个职位，不能满足我的个人欲望，甚至可以说，是妨碍我满足个人的欲望的缘故。从个人的角度看来，这个职位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升书记处书记吗？这也是个不大的职位；升主席吗？不可能，我也做不了……”(65)“我实际上是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或从属地位的”。(66)

3.文学自恋

作品作为诗人的隐喻型灵魂肖像，融入若干自传元素，宛若子女脸上印着双亲的遗传基因。但作品对自传元素的传承，往往是诗人有意为之，故亦可说，此属“文学自恋”。

若从“素材原型”着眼，叙事诗明显刻着郭的诸多生平痕迹。《深》男女主角牵手于延安，这便有郭与杜惠的影子。《白》于植是在远离丈夫（县委书记）的后方孤苦分娩，当过县长的郭也是在长子出生19天才获此信息。《一》王金舍命率队突围，郭亦曾在1946年9月2日晚突遭土匪而机警脱险。(67)

郭的“文学自恋”或许更体现在“精神原型”层面。郭曾表示，“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王金所以对组织审查“暴跳如雷”，是因为他“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68)这与“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交付的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69)，正好相契，互为因果。

从这儿契入，似也可解释郭为何对《深》男主角心系“惋惜”？(70)因为郭比谁都清楚，那位男角所以“跳崖”，根子是他在战场找不着“自我实现”的位置。如此而已。而郭为了争取更自由的创作空间，“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71)很显然，郭之“跳槽”，也是另种“跳崖”。“我之所以同情这种人，是我自己与这种人有根本上相同之处”。(72)这是实话实说。既然心有灵犀，也就惺惺相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郭承认：“我自己的个人主义也不见得比我批判过的那些人少，那么，我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讽刺”。(73)若滤去此言的特殊政治涵义，不见得是自我酷评。

郭之“文学自恋”，与其说是在艺术层面“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74)，毋宁说是在价值层面，顽强而执着地表现自我。

4.星空视野

以“星空”为隐喻的文化视野，它是指郭内心曾滋长的另些有悖体制规训的、不无敏感的“非组织意念”。它有两种形态：要么是体制未希望其成员这般想的，郭这般想了；要么是体制明确要求成员那样想的，郭却体验成了另番模样。这就像1959年《望星空》这首诗。“初稿写出之后，我压了很久，八月再改，十月又大改，我却对一、二段异常偏爱，不忍割舍”。(75)此诗一、二段便是写人在宇宙间的渺小感。此“人”没有限于个体，它泛指包括“国家、体制、组织、领袖”在内的人类政治，以至写出：“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这般犯忌的句子。然郭依旧未作删削。因是心头肉，砍了心痛。

(1)怎么看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

体制要求其成员相信“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而方针上正确比一切都重要”，但郭“看到由于经验不足和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缺点”，依然“以为中央也有错误，因此当我看到中央采取措施纠正缺点时，我就感到狂喜，以为中央到底是中央，毛主席究竟是毛主席，纠正得迅速而且坚决”。(76)这是因为郭没有想过，应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我看到大炼钢铁运动的政治收获，但对大炼钢铁的经济收获有怀疑，因为在江西曾看到有些山秃了，林业损失很大……凡此种种”，组织当会批评郭政治上“软弱和右倾”。(77)

(2)怎么看1943年延安审干（肃反）？

1959年刘少奇有个庐山讲话，说“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郭说“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78)这也难怪，因为郭和杜惠在1943年2月结婚后一个月，就曾双双蒙冤，直到1944年下半年“我的问题解决了，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79)故郭在延安时期便有此体验：“一个革命者受到战场和监狱的考验是不大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受到党的审查的考验。最痛苦的莫过于受到党和同志的怀疑，或者被以为是敌人”。(80)这也是郭以后写《一》的精神根源之一。

(3)怎样看“丁陈集团”？

1957年春节前后，组织决定由郭执笔改写关于丁、陈集团的甄别结论，为何历时两三个月，迟迟拿不出结论草案？乍看是圈内人翻供者甚多，对其1955年斗丁、陈时提供的材料不认账，一时真伪难辨，但究其质，是郭内心“认为丁玲、陈企霞‘品质不好’，却仍是‘有才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同他们妥协才能求得‘团结’，才能‘使结论为大家所满意’”。(81)结果，众口难调，“还是无法寻求出一个共同的意见而迟迟下不了笔。”(82)

如上引文分别摘自郭1959年及“文革”初的“思想检查”，内容大体属实。因为读其1957年日记，郭确实不曾将陈企霞视作“反党分子”，他虽“很不喜欢他们”，却又很“理解他们”，甚至认为陈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只是“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而已。(83)但在组织眼中，郭的所谓“理解”是“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投降主义”。(84)

综上所述，可见郭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内心第一冲动并非“保持一致”，而是想说真话，若不宜说，则羞于掺假。故其家属有底气说：“我们从心底里相信郭小川是一个真诚、善良而又充满激情与良知的人”。(85)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也因此，郭的价值视野常常会不自觉地游离于体制之外，所谓“生活在别处”。亦即“望星空”。这也就使郭对前苏联“解冻”后的文学“写真实”情有独钟。郭在“文革”初曾坦陈其叙事诗《白》，是在“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肖洛霍夫的这两部作品一出来，我就读了，而且认为很好。”(86)郭没撒谎。阅其日记，1957年3月31日晚上，郭确实读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确实认为“这是一篇很感人的作品”。(87)

以中苏比较文学史的眼光看，当年郭所以无保留地认同肖洛霍夫，其实很自然。因为郭的三首叙事诗所贯穿的母题，是关于“个体人性伦理在大革命中的境遇”，故也可说是三篇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人的遭遇”。继而，就整体意蕴而言，郭与肖洛霍夫亦皆有涉“价值复调”。肖洛霍夫小说是在如下“价值并立”中展开：一方面，主人公为其在卫国战争的英勇奉献而荣获勋章；另一方面，主人公又为其战争中痛失爱妻、爱子而心系悲恸。这也是“两种神圣”：以血肉之躯来抵御德寇入侵，此当悲壮而崇高；然一个男子对爱妻、爱子满怀深情，祈愿天长地久，白头偕老，阖家平安快乐，这也是天经地义，几乎是任何世俗社会皆尊重的人性伦理。然而，这“两种神圣”却又在特殊语境被导向无可规避的悲剧性冲突。这当然不是说国难当头，匹夫无责。而是说，当国家在劫后崛起，纵情讴歌辉煌国史时，谁来体恤底层那些无名人氏？他们为了分担国难，而在身心所留下的永远抚不平的遗恨。这就是说，在肖洛霍夫那儿，这两种异质伦理，也相互具有不可化约、不容顶替、更不准注销的神圣性。

这就几乎与郭想到一块去了。

五

但郭成不了中国的肖洛霍夫。这不是说，给肖洛霍夫带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全本早在1940年已问世，而那时郭尚在359旅干秘书，只写过若干短诗和小剧本。笔者只想说，郭所处的既定语境，比起肖洛霍夫在前苏联曾享有的文学空间，后者无疑宽阔得多。这便注定郭作为一个“心灵诗人”，路走不远。

郭后来在回忆其1959年之所以挨整，“导火线”是郭与林默涵等的一个争论。(88)其实不尽然。细审当年《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89)，整体印象是作协党组要从政治、组织、思想、创作各方面，对郭进行总清算，从1959年11月下旬至1960年1月上旬，为时近40天。杨绛曾雅称此类“思想改造运动”为“洗澡”。当局者反而率性，说这是让知识者“脱裤子，割尾巴”。若知识者怯于自辱，那么，组织便可出面对你实施精神“外科手术”。现在看来，此类“手术”最想割掉的，也就是深埋在知识者心底的那个“神圣2”，而代之以单纯的“神圣1”。

笔者曾将郭的“神圣2”延展为由“人性根基”→“自我实现”→“文学自恋”→“星空视野”四环构成的价值链。相应地，那时用来呵斥郭的“神圣1”，其实也可展示为价值链由四环构成，依次为：“政治本位”→“驯服工具”→“组织崇拜”→“洗心革面”。谓予不信，请读下文。

1.政治本位

政治是阶级—政党利益的根本体现。讲政治，首先得讲阶级—政党立场。以此权威语式去看郭的“人性根基”，当是十足的“人性论”。故批判者首先揪住郭的总根子：“‘人性论’是总的，包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谈人的本性”，那“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特点是不分阶级，不分时代，讲抽象的人”；结果写出《一个和八个》，那八个罪犯“也有人性，或人有‘良知’，党没有人性，统一战线有永久性，即人性，一接触被王金感化，阶级斗争不行，而是用基督式、武训式、甘地式，献身，对受难者献身（不管谁！）王金就是甘地，‘温暖’烧热，这样，党没有人道主义……”(90)一巴掌就把郭打上政治被告席，无以言对。

2.驯服工具

刘少奇《论修养》曾是“文革”前组织成员务必拜读且践履的“圣经”，其核心是“驯服工具”论，甚至说你即汽车，组织即司机，组织把你开向哪里，你就到哪里。以此原则来审查郭的“自我实现”，其人品、作品便满目疮痍。

首先是“一本书主义”：“成名成家，写呀写呀，成了个人野心，巴尔扎克式的，大抱负”；“欲望没有止境，要求更多时间，更少的工作”；“个人主义膨胀，政治上退步，严重右倾，丧失立场”。(91)

其次是作品：“过于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把自己想象成为非凡的高大形象。不是教育青年做党阶级的驯服的儿女，在斗争中踏实工作，改造自己”，而是“随处流露自我欣赏、自我扩张的东西，（向困难进军），……‘我号召’，以青年导师自居”。(92)

3.组织崇拜

这可以说是对郭“文学自恋”的当头棒喝，也是1959年整郭最猛的第一火力点。你别以为多写了两首诗，眼睛就长到头顶，尾巴就翘到天上，目无纪律和领导，秘书长职务想上就上，不想干就闹，嚷着要跑，这也未免太便宜你了！你也太不把组织放心上了！故“分歧的根本点是个人服从党，还是党服从个人？”(93)“党组副书记和诗人，实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党的原则，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矛盾”。(94)假如因为作品多了，名声大了，这是“积极地扩大和党谈判抗衡的本钱”，“本钱多就闹，伸手，对抗”(95)，“恃才傲党”(96)，这也就形同“资产阶级闹独立”，视入党为“入股”，“一定要取得股份”(97)，否则，便“大爆发——反党”。(98)

而且，从1957-1959年，“这两个时期，正是党在困难时期，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也是郭“个人创作得到成就时期。／考验党性是在党困难时，个人胜利时”最能见分晓。然郭却在“当个人利益与党发生矛盾时，个人形成对立，个别事情抗拒党”。(99)

4.洗心革面

用此招来应对郭的“星空视野”还真管用。1959年整郭，本来就“绝无一棍子打死的意思”。(100)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所公开承诺的。1961年9月，周扬也当面说过：“批判你就是为了依靠你，荃麟可以少做工作，你和白羽能干，多做工作。”(101)这也不是虚伪。毕竟1960年3月郭辞去作协党组副书记后，同年6月又提升郭为作协书记处书记。秘诀是在经过这般“一打一拉”(102)，当你惶恐可能遭殃、被吓一身冷汗后，人家又扔一救生圈给你，你岂不感怀于心？接着就看你如何端正态度，调整自我与组织的关系，让那“神圣1”来系统置换你内心的“神圣2”了。

所谓“洗心革面”，实含因果律。“洗心”为因，“革面”为果。“洗心”也有规矩，先是组织帮你洗，接着是你自己洗。因对自己是熟门熟路，故也可能洗得更彻底。郭最终也未逸出此预设程序。

人生犹如马拉松，要走漫长的路。但有时关键处，也就这几步，所谓“一足千古”。郭后来走了这几步，影响到了下半辈子：

一是承认“根本原因是个人和党的关系不正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还占着很大的比重，有时甚至是优势”(103)；二是寻根，将此归咎为1937年入党后，“大部分时间在机关工作，虽然经常与红军长征老干部在一起，却很少同战士接近，没有直接参加冲锋陷阵的战斗，谈不到与工农兵相结合”(104)；三是1941年抵延安，“正是整风前的一年。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等这样一批牛鬼蛇神正在兴风作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思想也相当混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相当泛滥。我一到这样的环境里，首先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大发展”(105)；四是1944年任职延安党校演剧队，接触俄苏文学名著不少，“包括《安娜·克列尼娜》、《被开垦的处女地》、《欧根·奥尼金》等等，接受了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106)；五是1954年访苏，“凭着我的资产阶级本性，我很快而且主要在他们的文学艺术方面找到了个人提高、个人发展的出路。我觉得，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个人的名誉、地位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就觉得中国不尊重作家，不如苏联”(107)；六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树立了当大作家的野心”(108)；七是由此“我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同无产阶级专政、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破私立公的观念形成了对立。总是从感情深处、从灵魂深处感到组织性、纪律性是对个人的一种束缚，是妨碍个人发展、个人提高、个人前途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受到组织约束或组织上批评的时候，更是这样”。(109)

如此“洗心”或“洗澡”，不仅是脱裤子，更是搓背、刮毛、扒皮……这无疑是郭个体心灵史的一件大事。他说过：“这个问题，我背了十年包袱，在我心中是一个伤疤，1959年受过多次批判，1966年又受过斗争，而我自己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110)尽管中国作协党组在1962年对他有过甄别，说他“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111)，但于事无补。

这就是说，当郭被“洗心”后，“革面”也就随机而生。

“革面”一词有深意。乍看挺通俗，无非换一张脸（近乎整容）。其实不然。因为“革”字分量颇沉，按本义，是从活体剥一层皮。这诚然有难以承受的身心剧痛。

郭在1957年前后，曾有两张“脸”：一是做贺敬之那样的“政治抒情诗人”，写《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二是做独特的“心灵叙事诗人”，写《深》、《白》、《一》。但自1959-1976年，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他再没写过1957年那样意蕴悠长的叙事诗。是没有能力写？还是不敢写？说不清。作为个体生命存在，郭是在1976年10月因吸烟失火窒息而死；然作为一个“心灵诗人”的生命，恐怕郭是在1959年10月已被窒息。

注释：

①郭小川承认，“1940年在延安”，“思想上个人主义有所发展，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外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凡出自《郭小川全集》引文，均出自此版本，本文其他注释，只注页码。

②(62)(64)(65)(66)郭小川：《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26页，第27-28页，第26页，第27页，第26页。

③④⑤⑥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7)(58)(59)(60)(61)(83)(87)《郭小川全集》，卷九（日记，1957-1958），第6页，第27页，第60页，第102页，第178页，第84页，第29页，第32页，第6l页，第61-62页，第63页，第67-68页，第83页，第84页，第225页，第240页，第259页，第5页，第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11页，第14页，第16页，第29页，第38-39页，第43页，第45页，第54页，第75页，第110-111页，第113页，第5页，第5页，第6页，第26页，第28页，第58页，第68-69页，第86页，第96页，第97-98页，第98页，第102页，第106页，第195页，第206页，第210页，第229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78页，第39页，第163页，第12页，第66页。

⑦“蕙君”即杜惠，郭小川妻子。摘自郭小川日记（1957年10月24日），见《郭小川全集》，卷九，第207页。

⑧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52)李贽：《李贽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53)1957年日记至少三次透露郭想“跳槽”：A.“每一想到我的岗位也许还会很久离不开这里，心中实在不快”（6月13日）；B.“有一种感情在烦扰着我。似乎很不想在作协工作”（8月23日）；C.“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烦扰我……我真想离开这里到下面去工作”（8月28日）。参见《郭小川全集》，卷九，第115页、第164页、第166页。

(54)(67)(69)(70)(71)(72)(73)(74)(75)(76)(77)(78)(80)(81)(82)(84)(86)(88)(89)(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89页，第156-157页，第40页，第22页，第41页，第231页，第29页，第102页，第40页，第25页，第25页，第39页，第231页，第94页，第22页，第21页，第101页，第171页，第49-74页，第19页，第144页，第144页，第148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07页，第174页。

(55)郭曾在《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1959年11月25日）中说：“多年以来，我对我自己在世界观上面的矛盾和缺陷，一直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后来，郭在“文革”初期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又将此“神圣2”说成是“没有改造好的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是其“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标志。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9页、第101页、第143页。

(56)郭曾表白：“我当时认为这种在宇宙面前人最初的渺小的感觉，是人人都会有的”。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41页。

(63)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1969年夏），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207页。

(68)《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40页。郭在“文革”初曾对王金式“人格力量”作了如下“注释”：1957年“反右”前夕，“我自己还是感到受了压抑，对于旧作协这个环境还是很厌恶的，很多人钩心斗角、追逐名利。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感化’别人。因此，我当时头脑中的‘坚定的革命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于是，我就极力想编造成出这样一种人物，宣扬与夸大他的‘人格力量’”。（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01-102页。）

(79)《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148页。“杜惠被隔离审查，在社会部监狱关押，至1945年8月释放，结论为：无政治历史问题”。（参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373-374页。）

(85)杜惠、郭小林、郭岭梅、郭晓惠：《〈郭小川全集〉后记》，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395页。

(90)(91)(92)(93)(94)(95)(96)(97)(98)(99)(101)(102)《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55页，第62页，第58-59页，第51页，第65页，第65页，第69页，第53页，第64页，第69页，第171页，第171页。

(100)《中宣部副部长在全国文化会议上的讲话片段》，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75页。

(111)《中国作协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总结》，见《郭小川全集》，卷十二，第76页。

【作者简介】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0

（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