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旭光，美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史与文学理论的研究。
    内容提要：现象学的方法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文学活动论等无一不是在现象学方法的指引与启发下对反映论模式的突破和理论创新。反本质主义、生成性思维、以存在论代替本体论，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突破等等具有现象学意味的方法与思维在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理论中得到了初步应用与借鉴，引领着当代文艺学与美学走出了以往的方法论困局，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并且给了我们对人文学科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契机。
    关 键 词：现象学/实践存在论/生态存在论/文学活动论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新发展呈现出一种方向上的多元化，主要呈现在以朱立元先生所倡导与引领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曾繁仁先生所倡导并引领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及童庆炳先生所引领的文学活动论之中，而在三种新的学术动向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现象学的方法所带来的启发与方法论上的突破。虽然文艺学界对于现象学的方法究竟领会到何种程度并且应用到何种程度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客观地说，现象学的方法引领着当代文艺学与美学走出了以往的方法论困局，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并且给了我们对人文学科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契机。本文将盘点文艺学和美学在现象学方法的推动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评估这一方法对以往文艺学美学之方法的超越，并且分析这一方法对未来文艺学发展的意义。
    一、现象学对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当下的文艺学与美学研究没有把学习和引进现象学方法作为自己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构出现象学美学或者现象学文学批评，而是从现象学中寻求方法论启示，并从这种启示中反思并突破原有的方法论困局。尽管不断有学者指出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不纯粹不彻底，但这不是问题，因为理论家们本来就没有要去建构纯粹而彻底的现象学美学与文论。那么，这种启示性的东西是什么？
    现象学的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胡塞尔和莫里茨·盖格尔提出的被整个现象学运动共同遵守的四个原则：“第一，作为基础研究的现象学是对‘事物本身’进行的一种无前提的研究。第二，这种‘对事物本身的研究’由于胡塞尔、盖格尔等人发现一种‘直接的本质直观’而成为可能。第三，这种直观由于使事物在直接的明证中显现出来，而不依靠任何中间媒介，就为一种‘确实可靠的和无可怀疑的’认识提供了保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本质直观被认为完全打开了通向由人类各种经验构成的整个领域的大门；所以人们可以期望本质直观为认识与存在之间的统一提供基础”(提敏尼加2)。而其本旨在于：“现象学并不纯是研究客体的科学，也不纯是研究主体的科学，而是研究‘经验’的科学。现象学不会只注意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要集中探讨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因此，现象学要研究的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识向客体的投射，意识通过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主体和客体，在每一经验层次上(认识或想象等)的交互关系才是研究重点，这种研究是超越论的，因为所要揭示的，乃纯属意识、纯属经验的种种结构；这种研究要显露的，是构成神秘主客关系的意识整体结构”(郑树森2)。融合这两段话所作的概括，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作为启示被我们所借鉴了的。
    首先是“通过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在这里所产生的启发是，世界不是客观地放在那里需要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在我们的实践和认识中“构成的”，或者说“生成出来的”。这种思路消解了认识论领域中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现成性，也就是说，对象不是被摆在我们对面而需要我们去认识的，而是在认识行为中生成出来的；同理，客体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主体也不是，而是在认识行为中生成的。在意向性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生成，乃至世界的生成，构成了现象学方法对我们的最大的启发。这种启发意味着，在美学中，主体如何生成为审美主体，客体如何转化生成为审美客体都是需要描述的过程，甚至“世界”成为“审美的世界”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意向性活动，意向性活动先于主体与客体的生成，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生成于意向性活动中。按这个思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都是生成于审美活动中，生活世界转化为审美世界，也是生成于审美活动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主客体、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当作是前提性的、必然的，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本身是生成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在二元对立之中的关系在先性。现象学强调意向性活动中的生成性，这种思想方法在美学中马上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的生成性，文学活动中的生成性。这种关系在先性在文学研究的表现是文学活动的在先性，作家，读者，文本都是在文学活动中才生成出来的，一个人如何在“写作”中生成为作家，一个人如何在“阅读”中成其为读者，文学作品如何在读者的阅读中成其为作品，这些问题都因为文学活动的在先性而成为问题。
    其次，现象学所研究的是意向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交互关系，这启发了我们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不是单纯的主体认识客体或者主体改造客体，而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生成着的，客体是被主体化的客体，而主体也是吸收客体的属性的客体，二者是相互推动着与发展着的。这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观念，这种交互主体性意味着人世界化了，而世界也人化了，这是同一个过程。这种交互主体性既是审美活动的基本状态，也是文学活动的基本状态。这种交互关系中的认识消解着二元对立，不是说没有对立，而是说这种对立是如何生成出来的，这是比对立本身更本源的问题。在这种交互关系中，主客体成为一个整体结构，而不再是静止的对立关系。由于这种交互关系，当代文艺学与美学把自己的理论着眼点都落实到了文学活动与审美活动上。作家和世界、读者和文本、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等等原本对立的关系都处于这种交互主体性中。
    第三，由于生成性思维与交互主体性关系的确立，使得现象学成为了反本质主义理论先锋，而其中“回到事情本身”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方法是决定性的。这种思想方法超越了本质主义思维。本质主义思维源自西方形而上学视域下的实体性思维，实体性思维把事物感性具体的部分抽象掉，把事物理解为一个一成不变的自在之物，并且消解掉事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把它们抽象为一个“本质”。而这种一成不变的“本质”与事物的运动变化与感性的多样性是矛盾的，结果这种思维把事物非本质的部分作为现象和属性消解掉了，也就是把真正现实的部分消解掉了。这种思维在现代哲学中被称为“本质主义”。而现象学把本质主义抛到了后面，而是以存在先于本质的思路，去追问事物的存在是如何显现出来的。只有当事物显现出自身的存在，我们才会去研究它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事物的如此这般的当下存在是生成出来的，是条件性的，没有超越性的永恒不变的实体、本体、本质。而这种条件或者说前提，就是人的存在，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世界中的生存。基于这种思路，当代文艺学与美学都走上了反本质主义道路，在美学中，对美的本质的追问被放弃了，在文艺理论中，文学本质论也走向式微，试图为文学下定义，提炼其本质的作法也被放弃了。
    第四，以存在论取代本体论，这是现象学最根本的理论贡献之一，成为当代文艺学与美学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
    “本体论”与“存在论”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Ontology，但其内涵却有其历史性区分，在汉语中，学界用“本体论”和“存在论”两个词来标示这种区分。当这个词被译成“本体论”时，指称的主要是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在探讨“存在”问题时所形成的从“实体”的角度去规定“存在”的一种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把事物的存在作为自明的，在此前提下去追寻“存在者”确定不变的“实体”或者“本体”。而现象学扭转了这种思路，它否定了存在者之存在的自明性，而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过程，以生成性取代实体性，以非现成性取代现成性，不是追寻实体，而是描述存在之显现及其过程。“现象即本质”这个观念摧毁了本体论，进而把现象学树立为探索存在问题的唯一方法。因为“无论什么东西成为存在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通过展示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化和衍化物”(海德格尔42)。存在者之存在作为一个过程，要求得到描述，现象学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要么如胡塞尔，描述被意识到的存在如何在意识中生成出来，要么如海德格尔，描述存在者之存在如何在此在的生存世界中生成出来。把现象学这种描述的方法，这种存在论观点贯彻到对美学问题的研究中来，体现在两条路线上：一条是像研究纯粹经验一样研究审美经验，建立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走这条道路的思想家有胡塞尔本人，梅洛—庞蒂，萨特，杜夫海纳，这条道路侧重现象学中的主体性倾向，由于“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胡塞尔，“选集”1023)。所以现象学美学家们很自然地走向了对审美经验的研究；第二条道路建立在第一条道路之上，从审美经验的角度建构起艺术作品的存在论，走这条道路的有海德格尔与罗曼·英伽登。现象学的存在论可以说引发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存在论转向，改变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形态；而在文艺理论中，英伽登对文学作品的存在论描述，对当下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现成存在，而被视为从语音符号层生成到超越意境的一个过程，这种观念既突破了反映论模式，也突破了新批评对意义的漠视。
    第五，在胡塞尔看来“一切原则的原则”是——“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胡塞尔，“哲学”69)。这是所有现象学家们的共同纲领，这条纲领引导着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在美学中体现为，雕塑直接给予我们的是其质料，音乐给予我们的是音符，而文学给予我们的是语言及其符号，因此现象学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致力于从这种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出发描述“一物”如何成其为“艺术作品”，既文艺作品如何“存——在”。这就对克服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质料与内涵的二元对立、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理论资源。
    虽然以上的五点不足以描述作为方法的“现象学”的内涵，但却给予了我们方法论上的启示，恰恰是这些启示和对这种方法尽管是不成熟的应用，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
    二、现象学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推动
    这种推动具体呈现为笔者所概括的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存在论转向，而这一转向在以下三位学者的研究中最为鲜明，分别是朱立元先生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曾繁仁先生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及童庆炳先生的“文学活动论”。
    首先看实践存在论美学。从诸种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商榷与攻击来看，大多数批评者把实践存在论美学所说的存在论与存在主义混为一谈，结果对实践存在论美学从存在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方面进行指责，而批评者用80年代的眼光把海德格尔误解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是直接从海德格尔处获得方法论启示与理论资源的。
    朱立元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现象学的存在论结合在一起，发现了实践观念的存在论维度，有人批评其理论为唯心主义或者存在主义与实践观的结合，实际上这种指责没有看到现象学的方法在其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朱立元先生实际上采纳了现象学视野中的“存在观”，放弃了从实体性、现成性的角度来看待存在问题，把“存在”看成是“存——在”，朱立元先生的学术研究从黑格尔开始，经过接受美学的研究，间接接受了从解释学传承过来的现象学思想方法，而后系统学习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路标》、《林中路》等文献中所体现出的超越形而上学，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思想方法，朱先生曾自述说：
    开始是从现象学主要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基础存在论那里获得重要启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恰恰要跳出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返回到人与世界最本原的存在，即人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人就在世界中存在。我借鉴了海德格尔专门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那个存在着无根的缺陷的命题进行批评的存在论命题——“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他认为“此在本质上就包括：存在在世界之中。因而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会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他提出的“此在在世”、即此在(人)“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是存在论的基本命题。他首先强调这一命题与二元论相反，从其“复合名词的造词法就表示它意指着一个统一的现象”，而非主客二分式的；其次，他又指出，此在“在之中”不是人(身体物)在世界“一个现成存在者‘之中’现成存在”，而是“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机制，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是此在“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因而是“融身在世界之中”，所以“此在”与“世界”决非“现成共处”、“比肩并列”的两个“存在者”[……]海氏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世界在原初的不可分离性。人一产生，就离不开世界，人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人与世界，不是先分，然后再寻求合，而先就是合，没有对立的。同时，世界只对人而言才有意义，人只能在世界中存在，人就在世界中，世界只是对人存在，离开了人，无所谓世界。这就意味着不存在现成的孤零零的绝对主体，也不存在现成的、和人截然对立的绝对客体。人与世界在原初存在论上不能分开，确定无疑的存在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这是我近年来研读海德格尔得到的有可能超越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的重要启发。(“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125)
    一方面是生成性、交互主体性，反本质主义的现象学思想方法的启示，一方面是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中”这一“生存——存在论”的现象学认识存在问题的基本路径，成为朱立元先生思考存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之间有近似的思路，从而成为朱先生思考实践观念的存在论维度的方法论启示。这样一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存在论就成为一个中介环节，通过这个中介，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中本来就包含着的存在论思想凸显了出来，实践存在论这个观念应运而生。
    应当说，正是对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存在论的研究使得朱先生得以深入发现、开掘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从而在这一存在论基础上，重构美学的学科结构，形成以审美活动为中心，以实践存在论为方法的美学理论。其最初的成果是《美学》，更进一步的思考是《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并且还在不断深化中。同时在朱先生美学思想中“解释学——接受美学”的部分，同样源自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源自现象学所强调的“在先的领会”和“交互主体性”这一主客体相互生成的思想方法。应当说，朱先生过去十余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无不显示着现象学方法的深刻烙印。
    曾繁仁先生的存在论美学，特别是生态存在论美学也是国内美学界学习并使用现象学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统观曾先生的美学思想，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是基础性的。曾先生的学术出发点是西方美学思想史，而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生态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从审美的角度反思当下生态问题，并且从审美的角度为当下的生态问题求解，并且从这里生发出了从生态的角度对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存在的反思，从而确立了生态存在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曾先生处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来探索与发掘经典文本与艺术作品中的“生态存在论”；二是作为一种尺度，来评判人的生存状态，评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三是设定一种理想，对人与自然，人的社会存在与人的自然存在之间的理想状态的设定。这种思想方法背后是鲜明的现象学方法，首先是现象学的“悬搁”方法而引申出的审美的世界观。曾先生认为：“存在论现象学哲学观也就是存在论现象学美学观。由于存在论现象学哲学在当代哲学世界观中处于前沿的位置，因此，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具有了当代主导性世界观的地位。它标示着人们以一种‘悬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去获得审美的生存方式。这就是当代人类应有的一种最根本的生存态度。[……]当代作为信息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则是以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为代表的审美的世界观。这种审美的世界观要求人们以‘悬搁’功利的‘主体间性’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社会与人自身，使之进入一种和谐协调、普遍共生的审美生存状态”(曾繁仁182)。显然在这里曾先生利用现象学的方法把康德从认识论角度建构起来的审美非功利性思想，移置并引申为存在论的审美非功利性，引申为审美存在论，从而成为衡量世界的存在状态与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二者之间的应有关系的尺度。其次是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即此在的基础存在论。曾先生认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出发点即是作为此在的存在。回到人的存在，就是回到了原初，回到了人的真正起点，也就是回到了美学的真正起点。[……]审美恰恰是人性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追求。[……]从人的生态状态的角度审视，研究审美，恰是对审美本性的一种恢复，也是对美学学科本来面貌的一种恢复。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即其审美本性的探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在世界中审美地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183—184)。“此在在世界中生存”这一海德格尔基本的存在论思想在这里引申为审美活动的存在论基础，并据此把审美引申为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从而从“生存论——存在论”上肯定了审美对于人生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朱先生和曾先生高度一致。而“审美存在”在这一种理论视野中成为突破实体性思维，建构后形而上学时代之美学的存在论基础，“所谓审美存在是指人当下的存在状况，是关系中的存在，而非实体的存在。它包含了自然——社会——人整体协调的内容，是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世俗与诗意、科学与人文的二律背反，但又侧重于后者。审美存在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本质特性。审美存在的内涵就是人的本真的存在，因而真理与美是同格的”(曾繁仁214)。
    最后是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在曾先生生态存在论美学中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的“大道”之说，“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人，诗意的栖居”等观念成为曾先生建构生态存在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成为为生态问题建构理想状态的出发点，也成为曾先生解读中国古典思想中包含的生态存在论精神的理论工具。①
    统观曾先生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无论是其生存——存在论美学，还是其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都是积极学习现象学，应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积极思考的结果。
    相对于美学，现象学的方法对于文艺理论的影响相对较弱，还没有引入或者说形成现象学文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的方法没有被文艺理论界所吸收，在文艺理论的成果之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现象学方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比如以文学活动论取代文学本质论；对文学作品本体论的认识与吸收改造(主要源自于对现象学家英伽登的思想的接受与改造)；文学作品在读者阅读经验中的生成成为作品之成为作品的重要环节等。
    纵观当代美学与文学理论，凡有创新之处的，都是由于吸收了新方法，新思想，从而超越了反映论的理论模式的结果，尽管对于现象学的吸收不能算是客观的与准确的，但现象学却作为一种启示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成为开拓新的美学与文艺学道路的明灯。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以上学者仍然坚持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理论的精髓与立场，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思想方法与理论资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创新性，从而与理论上的保守主义与教条主义诀别，这对于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来说，或许更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曾繁仁先生关于“试析《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一文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生态解读具有代表性，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2]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Edmund Hussed.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Trans. Ni Liangkang, Ber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Edmund Hussed. Selected Works of Husserl Ed. Ni Liangka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3]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Ingarden, Roman.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rans. Chen Yangu and Xiao Wei. Ber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8.]
    [4]童庆炳主编：《文艺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Tong, Qingbing, ed. A Coursebook of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5]提敏尼加：“从哲学角度看罗曼·茵加登的哲学理论要旨”，《美学译丛》第3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Tymieniecka, Anna-Teresa. " The Philosophy Theory Gist of Roman Ingarde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rospective." Homo Aesthetics. Vol. 3.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6]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Zeng, Fanren. A Discourse on Ecological Existential Aesthetics.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7]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Zheng, Shusen.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aipei: Taiwan Dongda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8]朱立元主编：《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Zhu, Liyuan. Aesthetic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
    [Zhu, Liyuan. Approach to Practical Existential Aesthetics.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朱立元：“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争鸣》11(2008)：124－29。[Zhu, Liyuan. " Why Do I Approach to Practical Existential Aesthetics. " Conten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11(2008): 124－29.]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