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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的三种形态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术月刊》(沪)2011年3期 邹华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邹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审美主义特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主要包括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和生活审美化等三种理论形态,其共同特点是对审美的纯净化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古典主义的延宕和滞留。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学研究的美学视点,由于美学在这种理论中主要关涉审美心理特别是情感体验,因而自发地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向内反转的趋向性;审美体验理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内趋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形态将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强调审美绝缘于外部世界的空灵性和偏重于内心体验的情感性,具有强烈的唯美倾向;文化研究的生活转向以对文学的纯美解读为前提,而其面向生活的审美化理论又带有唯美主义的历史烙印,因而可以视为审美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殊形态。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思潮/理论形态


    “审美主义”(aestheticism)在中西现代文论史上也称唯美主义,本文所说的审美主义特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其涵盖面较唯美主义宽泛。审美主义思潮实际上大多处在零散多变的状态,但从其共同点看问题,仍然可以将这种状态作为一种具有多重结构的理论整体来把握,包括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审美体验理论和生活审美化理论三种形态。新时期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以反拨“文革”极左观念为背景,强调文学研究的人文导向,关注文学研究长期排斥的情感体验问题,提出和阐述了以审美心理为核心的多种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历史合理性。然而,审美主义将美学等同于审美性或审美体验,审美体验反过来也成为美学的同义语。美学定位的失误和审美范畴的心理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新时期文学理论向主观内心世界的大幅度倾斜,虚构的空灵境界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功利欲望的驱使下向生活急转,与商业消费的审美化全面合流。在审美主义思潮两极摆动的影响下,新时期文学理论近年来一度出现矛盾混乱和停滞徘徊的状态。如何认识和摆脱这种局面,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新时期审美主义文学思潮的第一种形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借鉴苏联的美学理论,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这种理论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单纯的实体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哲学、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也有审美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存在孰高孰低或中心和边缘的问题。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有十分明确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反对和抵制“文革”极左思潮以政治意识形态随意干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弊端,强调文学研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合理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新时期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已成为阐述作家创作、作品本文和欣赏接受等主要环节的基本原理;中国高校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教材,也是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对本文来说,这个理论让人感到困惑的不在于它是否以“审美”消解了政治等意识形态,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而在于它对“美学”的看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审美”转向。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年来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各种偏差和弊端,原因是局限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认识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没有涉及美学。“文革”结束后,单一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观点受到抵制,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受到质疑,文学研究开始从美学的角度进行新的开拓。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试图通过理论创新走出这种思潮的阴影,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走错了道路,它没有通过对学科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揭示极左思潮掩盖下的古典主义美学实质及其与现代美学的矛盾冲突,而是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是否涉及“美学”。正是在对学科问题的分析中,美学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成为主要关涉情感体验的审美价值学说,美学几乎成为审美心理学的同义语。
    审美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主要出现在近代以来的美学研究中,这个基本事实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近代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古代没有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古代美学当然也涉及心理学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占古代美学的主导地位;审美心理研究在古代美学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处在边缘的位置,这是古代美学的一个历史局限,但同时也是古代美学的一个历史特点。中国古代儒家主要从社会教化和道德伦理的角度论述美和艺术的功能,美善混同是其最基本的倾向,但我们却不能说孔子关于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观点不是一种美学思想,不能说《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与美学无关;即便是墨子从最实际的生活需求提出的极端功利化的“非乐”理论,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美学思想。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美学研究中,审美心理问题不占重要位置的理论并不少见,例如蔡仪美学就很少提到情感问题,但我们不能说蔡仪的理论研究不是美学。
    美学或美学思想,有自觉的,也有自发的;有比较全面的、正确的和深刻的,也有片面的、错误的和平庸的,这种差异与理论家个人的素养和水平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历史提供的社会条件和现实环境关系密切。新中国建立以来,那些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认识论研究文学的理论,对艺术的审美特征重视不够,很少考虑到美作为价值与人的需求的关系以及情感体验问题,甚至排斥和批判对审美心理的研究,因此即便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论述美和艺术问题,也存在许多偏颇和弊端。但是,正如柏拉图或墨子排斥文艺的理论可以被称为美学思想一样,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论及其指导原则仍然应当被称为“美学”,它们仍然是一种社会学美学、政治学美学或哲学美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这种美学所包含的古典主义原则与现代美学的矛盾冲突。
    从理论表述上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和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在关注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始终都在强调这种价值对政治、道德、认识等因素的溶解性,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依存关系。但是,由于美学在这个理论中主要被定位于审美心理学,而情感体验又在审美心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美学范畴的心理学偏倾,导致这种理论自发地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向内反转的趋向性。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来说,承认审美与哲学认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涵容关系只是美学研究的一个前提,而一旦进入美学自身的领域,审美心理和情感体验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当然不会否定审美心理和情感体验的现实基础,但这个基础在心理学收缩的美学范畴中只能被模糊化和边缘化;尽管它的确还没有完全进入纯美的圈子,但那种明显的内趋性却自发地指向这个虚构的空灵境界。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将文学研究的偏差和失误归结为学科问题,这不仅大大缩小了美学的包容量和涵盖面,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划出了一条终止线,从而在客观上阻止了对极左思潮的古典主义美学实质的揭示和批判。中国现代美学仅有百年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古典主义不仅没有消退,反而经常在现代色彩的掩饰下向美学和文艺渗透,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古典主义包括重外物的客体性原则、准审美的功利性原则以及求明晰的中和性原则①;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这三个原则集中体现在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渗透和曲解上。重外物的客体性原则将现实主义的再现论曲解为模仿论,本质主义的理性化倾向排斥感觉经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社会矛盾的体认,将抽象的法则或所谓客观规律强化给文艺;准审美的功利性原则将现实主义始终体现在感性现象层面上的深度意识,曲解为对思想观念的形象解说,政治教化的功利目的成为文艺的基本导向;求明晰的中和性原则将现实主义直面生活现象的真实性要求,曲解为艺术高于现实的净化论,工整的外部形式和伪饰的生活场景,成为达到特定目的的美学手段。在这里,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固然需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支持,需要孔子、荀子等儒家理论的证明,但在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中,古典主义更多地是通过现代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其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古典主义渗透和曲解的主要领域。在极左文艺思潮中,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表达出来,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髓和灵魂却被极大地歪曲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帮派文艺固然缺少打动人心的感染力,但其政治教化的古典美学意图却得到了实现;本质主义的审美观固然排斥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但其刻意追求形式之美的古典主义却得到了张扬。通过政治教化的美学意图和雕琢形式的审美追求,真实的现实人生被隔绝在古典主义的帷幕之外。在极左思潮下,人们生活在苦难和困惑之中,却不能在文艺中表达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和思考;现代文艺直接以感觉经验接触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美学权利被剥夺和消解了。因此,新时期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审美”的缺失,而是“生活”的缺失。把被古典主义隔绝了的社会生活寻找回来,把感受和思考社会生活的美学权利交还给艺术,这是新时期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用“学科”或“审美性”来解释这些问题,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我们还没有找回失去已久的生活,却接着古典主义美学的轨迹向内心反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再次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同时也失去了美学和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
    二、审美体验理论
    

    审美主义文学思潮的第二种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内趋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形态已不再需要社会结构理论的框架,而是将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强调审美的纯净性和情感性;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主观情感的表达成为美学的全部内容,社会生活已经无法找到它的应有的位置;现实人生与审美体验处在脱节甚至矛盾对立的状态。这种形态具有一种自觉的唯美主义意识,在审美主义中占有凸显的位置。
    需要特别辨明的是,文学研究对内心情感和审美特性的强调并不等同于审美主义。审美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在于是否向内心反转,不在于是否将情感体验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而在于它对这种境界的封闭性处理,也就是切断内心世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同样是讲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对现代美学来说,还有一个辨别其处在何种状态的问题。如果内心世界对社会生活始终是开放的,情感体验总是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泥土,那么这种审美境界的生成就不仅与审美主义无关,反而应当被看作审美意识超越古代历史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古代美学也讲情感体验和人的内部世界,但古典主义求清晰的中和性原则将审美意识限制在一个静态平稳的狭小空间;在古代审美意识中,面对内心世界的审美方式和面向社会生活的审美方式处在闭合状态。古典主义也营构一种表达情感体验的审美境界,但这种境界具有排斥现实的空灵性;古典主义也描绘一种直观现实的生活图景,但这种图景具有净化现象的伪饰性。欧洲在启蒙运动之前,中国在20世纪之前,文艺思想都属于古典主义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现代美学的生成发展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对古典主义的突围。在审美意识上,这种突围表现为两种审美方式的对峙拓展。现象化再现向外部世界开拓,审美的意蕴展现在真实的充满偶然性的感性现象中;抽象化表现向内部世界拓展,审美的意蕴溶解在包括深层心理在内的真实深切的情感体验中。这两种审美方式取向不同但根源一致:现象化再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为抽象化表现的主观激情提供了免于枯萎的现实基础;抽象化表现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则将现象化再现的理性要求溶解在饱含情感的感性直观之中。
    在中国,抽象化表现的方式曾在20世纪前半叶出现,50年代后中断以至完全消失;“文革”后这种审美方式的再次生成和扩展,既是现代审美意识的发展,也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和突围。抽象化表现由情感与形式两大范畴构成,新时期的文学研究对内心体验的强调和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解析,就是这种审美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应当充分肯定文学研究在这个方面的理论贡献。情感和形式问题曾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危险禁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审美体验作为审美心理深层结构和动力过程的问题被提到文学研究的议程,被审美体验理论视为当代美学的核心问题和审美的本体论问题。与此相对应,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受到高度重视;借鉴和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研究进入文本特性的层面,俄国形式主义、欧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中国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研究也取得进展,抒情写意的美学传统很快进入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意境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取得至少不低于典型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上述过程中,一种对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进行“封闭性处理”的潜流始终存在,随着审美主义思潮的发展,社会生活逐渐淡化隐去,而一种虚构的空灵境界开始占据审美体验理论的中心位置。这种形态同样也将极左文艺思潮的弊端归结为学科问题,但其推论的逻辑更加直截了当:美学等于审美,审美等于情感,或者反过来,情感等于审美,审美等于美学。前一种推论使美学空前地缩小了,美学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后一种推论使情感无限地放大了,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学,那种追求纯美的唯美主义倾向由此表现出来。从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背景看,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光潜美学的简单重复,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前后,朱光潜美学就对科学、实用和美感这三种态度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人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人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美感的态度则以美为最高目的,人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审美就是对形象的直觉,从物的方面说,呈现于审美观照的形象截断了与他物的关系,从心的方面说,则是没有实用的意志和欲念,也没有科学的概念和思考;就人来说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对物来说则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② 朱光潜是在新时期之前大约半个世纪开始从事美学研究的,对于处在开创阶段的中国现代美学而言,他的理论也包含着抵制古典主义狭隘功利性的一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朱光潜美学将审美孤立化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朱光潜美学的基本倾向是侧重知、情、意的区分而不是强调三者的联系,侧重于从精神活动的整体中将审美分离出来,而不是将审美还原到精神意识的整体中去。半个世纪过去了,新起的审美体验理论本应在朱光潜区分知、情、意的基础上研究三者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审美特性的同时了解其赖以生成的精神意识的整体背景。但审美体验理论对审美问题的研究表明,它不过是再次回到了审美孤立化。对这个理论来说,美学存在的价值就是在审美性和功利性之间划出界限,被这个界限分开的审美是与生活绝缘的,因而是空灵纯净的,美学走向生活就意味着以功利性否定审美的纯净性,或者为了维护审美的纯净性就必须与生活的功利性脱离关系。这种没有任何推进的重复当然就不再具有朱光潜美学曾有的理论价值,相反,再次突出地强调审美孤立化,其结果却是从另一个方面回到了古典主义。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追求纯美的唯美主义被视为西方现代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的中介环节,这个理论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大多数新批评家并不承认自己是唯美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人,也没有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作为他们批评实践的标准。③ 在笔者看来,唯美主义应当更靠近古典主义,那种追求纯美的倾向恰恰体现了一种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不仅如此,唯美主义所倡导的生活的艺术化,也十分符合古典主义在纯净空灵与狭隘功利之间摆动的特点。
    审美独立性与审美孤立化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审美独立性的历史基础是人的感性地位的提升以及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重构。作为现代美学的历史课题,审美独立性要求在实践和认识两大关系的基础上揭示审美特性生成的机制,这种审美特性将情感性与认知性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超越古典主义狭隘功利的审美独立性,同时也形成了超越古典主义空灵境界的审美现实性。古代审美意识具有审美封闭和审美残缺两种可以相互转化的机制,在古典主义那里,这种机制表现为狭隘功利与空灵境界的对立互补和相互印证。④ 功利性越是急进狭隘,空灵性就越是明显突出;反过来也一样,在空灵飘逸的审美境界下面,必然跟随着实在具体的功利需求。因此,以构筑空灵境界的方式划清与追求实际物利的界限,不过是反映了古典主义内部的一种矛盾关系,不过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狭隘功利主义的实际存在。现代美学则不同,它要求以审美的方式开拓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生活,在审美特性问题上,要求揭示和论证审美独立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现代美学讲审美的独立性,同时就应当包含着对审美现实性的思考;而如果反过来讲审美的现实性,那同时也应当包含着对审美独立性的要求。应当说,现代美学已经从理论上具备了揭示两者统一关系的历史条件,尽管在审美实践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两者的统一并不容易,未来的道路仍然曲折而漫长,但是,理论的自觉至少可以使我们对古典主义的复归保持警惕,至少可以不再把构筑空灵境界看作审美的最高目标,也不再把急功近利与现实人生混同起来。
    三、生活审美化理论
    

    审美主义思潮的第三种形态是第二种形态之极端心理化和情感化的逆反性产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文化研究。从表面上看,文化研究关注当代社会政治的理论指向与审美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将其与上述两种理论一起归入审美主义,可能有些不好理解。但是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已经从两个方面表明了它与审美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研究对美学的理解丝毫没有超出审美主义的范畴,正是遵循着美学等于审美或情感体验的审美主义逻辑,文化研究才能够以一种强制性的比照对立显示自己不同于“美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完全消解文学及其理论独立存在价值的同时,将审美主义带入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审美仅仅等同于漂亮。换言之,文化研究的审美突围恰恰是以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主义解读为前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必将周期性地重返其曾经虚构的空灵境界,因而它只能是审美主义范畴内部的一种特殊形态。对审美主义的这种综合性理解,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占据了英语文学界主导地位。从时间上看,中国的文化研究几乎是紧随西方文化研究的兴盛局面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研究从西方引进的最新理论。然而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同样是讲阶级、种族、性别、地域等问题,中西文化研究的差异却十分明显。西方的文化研究比较接近其生活现状和社会环境,而中国的文化研究讲这些问题就显得比较牵强和隔膜。当然,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应当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但是无论怎样,文化研究的精髓不应当改变,否则根本谈不上借鉴。然而中国文化研究恰恰在基本精神上与西方文化研究不同。就审美主义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文化研究的审美主义情结。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前两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童年和少年在工人社区度过。这三个人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都是积极参与工人生活的社会活动家。作为早期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等都关注工人阶级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简单的事实说明,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社会现实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不过是他们把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动转为学院式的学术研究而已,因而这种研究的学术基点本来就是开放性的。不仅如此,他们的文化研究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而是浓缩着一种由亲历而来的关注工人阶级的理论情怀,他们的著述中渗透着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无限同情,表现出尊重普通人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的真诚态度。就文学研究而言,他们认为文学应当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文化研究的视野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文学作品的意蕴和内涵。对这种文化研究来说,纯内心情感的孤立的审美性从一开始就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说,他们在理论起点上就没有那种内趋性的纯审美情结。
    与伯明翰学派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的基本倾向不同,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背景却是审美主义思潮,其理论起点恰恰是纯审美的情结。在进入文化研究之前,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曾经是文化研究的基本依据,而建立在审美孤立绝缘理论之上的空灵境界,曾经是文化研究栖息的家园。因此,当审美主义突然转向文化研究的时候,就显得十分突兀和怪异。在文化研究看来,文学和美学都是审美的,而审美的就是纯净的和孤立的。为了显示转向后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文化研究对文学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对美学的意义和价值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用这种划清界限的态度证明它对现实生活的开放性。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中国文化研究审美突围的成功,相反,这种激烈的情绪恰好是其审美主义情结显露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化研究要走出审美之城的基本依据,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原来构筑的那个小城需要大规模的扩建乃至重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学和审美只能是一座孤立的小城,或者待在这座城里自足自乐,其出路或者突围出去四处流浪,无路可走时很可能会重返小城。中国文化研究根柢上的审美主义情结,既可以使他们走上非审美的功利化新路,也可以使他们返回非功利的审美性的老路,方向不同但路线未变;审美空灵的情结依旧,只有走出或走进的问题。这就是审美主义的逻辑。
    其次是文化研究的唯美主义倾向。如果说对文化研究审美情结的探讨更多地需要理论上的辨析,那么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则以十分清晰的方式显示了文化研究的唯美主义的深刻烙印,证明了中国的文化研究并未超出审美主义范畴。文化研究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担负着突破文艺学“狭隘边界”的使命,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美容、健身、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审美活动,以及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生活场所,成为新开拓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涵盖面的确十分宽广,但是这种审美化大多限于外部形式的美观或漂亮,是审美化的最表面的层次,不过是审美主义从文学领域向生活领域的引申和扩展,可称为泛唯美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文艺思潮的角度理解和看待唯美主义的,这种唯美主义崇尚形式美和艺术自律,“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被看作是唯美主义的主要标志。然而唯美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即作为文化运动和生活实践的唯美主义,却被忽视了。实际上,西方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具有文艺思潮和文化运动的双重含义。英国的唯美主义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为艺术而生活”的运动。英国唯美主义代表人物佩特提倡生活的艺术化,关注时装、家居、装潢、室内陈设、工艺品、收藏品等现在称之为时尚或生活方式的东西。另一个代表人物王尔德把生活艺术化原则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从室内装修到书籍装订、从青瓷花瓶、孔雀羽毛、日本屏风到中国明代家具,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生活用品的选择,无一不奉行艺术化原则以追求审美效果的极致”。王尔德曾作过题为“室内装潢”和“艺术与工匠”的演讲,重点突出的就是包括服装、装饰、用具、城市建筑在内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他唯美主义者对生活艺术化原则也深表认同。王尔德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比尔博姆把化妆品称为艺术;西蒙斯写过讴歌胭脂的诗歌;为《黄面志》撰稿的埃拉·达茜则把面具、多重自我与艺术相提并论。”⑤ 由此可见,唯美主义并非只要艺术的纯净,对它来说,生活功利和时尚可能更为重要;唯美主义不仅要在象牙塔里栖息,更要在生活的美景中游荡。
    当唯美主义的另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文化研究与唯美主义之间关系的钥匙,提供了认识文化研究审美主义特点的重要依据。中国文化研究显然没有完全接受伯明翰学派关于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含义,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炫目光彩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文化研究本应关注的普通人群劳作忙碌的生活场景,更难看到与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所深切同情的工人阶级相似的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看不到与他们所描述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相似的当代劳苦大众的生活。中国文化研究是以一种悠闲的情趣理解文化的含义的,现实人生的丑陋和荒诞不在他们的审美视野之内,社会和人性的矛盾如何以感性直观的方式转化为震撼人心的美的形态,这些问题对唯美主义来说并不存在。相反,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不但让我们感受到了至少从王尔德起就不断扩张的商品社会的消费主义,而且触摸到了古代审美理想追求完美形式的历史烙印。
    在结束对第三种形态的分析的时候,可以对整个审美主义思潮作一简略的总结。这个思潮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点:首先,三种形态向内心世界的大幅度反转是以封闭社会生活的方式实现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尽管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但美学在这个理论中的心理学偏向,使其产生一种自发的和不可避免的内趋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处在边缘的位置和淡化的状态;审美体验理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化更加明显,最终导致情感心灵的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完全隔绝;文化研究理论向生活的急转并不意味着真正走向生活,因为这个转向是以对审美的狭隘理解为前提的,而其转向生活的审美化也只是延展平铺在唯美的表层。其次,审美主义思潮的三种形态都表现出与古典主义的某种关联。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学科问题为界,截断了对极左思潮之下的古典主义实质的追问,从而至少在客观上为古典主义的继续存留提供了条件;审美体验理论与古典主义的关系最为明显,由于对生活的封闭,这种理论在强调情感表现的同时构筑了一种空灵境界,表达着古典主义所特有的宇宙情怀;文化研究以具有古典特色的纯净空灵解读现代审美范畴,在生活中追求炫目的形式之美,这既表达了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又印证了非空即实或非实即空的古典主义逻辑。不可否认,审美主义思潮在西方最新理论的引进和对中国古代意境的研究上,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与上述影响相比,这些进展是局部的、表层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最先需要解决如何真正走向生活和如何扭转向古典主义倒退的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应揭示古典主义对文学研究的隐性制约和负面影响,超越长期在空灵境界和狭隘功利之间徘徊的两难困境;在历史纵深的背景中,澄清唯美主义与作为现代美学历史课题的审美特性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和区别;以论证审美独立性与社会功利性的内在统一为基础,回归文学的本体位置和固有价值,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推动和引导文学创作以审美的方式面对现实,真实展现当代生活的原生现象,深刻表达当代人生的激情和诗韵。


    注释:
    

    ① 参见邹华:《流变之美:美学理论的探索与重构》,第五章第三节“古代艺术与古典主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参见邹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主客建构与审美观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参见邹华:《流变之美:美学理论的探索与重构》,第三章第二节“古代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规定”。
    ⑤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第4-11、63-64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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