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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然（回族） 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与核心价值，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民族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与其存在的世界性意义。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整合与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已成为植根在辽阔中国大地上、集中了整个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学。从根本上说，它是依托广大土地、代表众多民族的文学。它的丰富多彩和汉族文学的广博深厚，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盛大与辉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史无前例的快速崛起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坦率地说，中国主流文坛对它至今仍然缺乏正确的时空认知和充分的价值评估，没有真正把它置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坐标上进行考量。本文要说的，主要是它多语种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 “少数”一词，严重遮蔽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价值和贡献。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一少四多”，少数民族作家凭借“四多”优势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创造了大量艺术精品，其中不少作品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 在中国，一说“少数民族”，人们头脑中第一反应就是人数少；而说到“少数民族文学”，因为首冠词是“少数”，所以人们头脑中盘桓的，同样是人数少。近读汉族学者叶舒宪2010年的新著《文学人类学教程》，对他批评中国文学学科“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中国有“三个主义”的人不多，很多人只是觉得少数民族人数少、文学规模不大而已。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规模、成就、价值和意义被“少数”一词遮蔽，可不是小事，对“少数”一词加以辨析和阐释，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确实少。按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数据，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二者比例约为1:10.42。但是，如果不以人口数而以民族数作比，二者比例则是55:1，少数民族反成了“多数”。少数民族居住在多种区域、使用多种语言、信仰多种宗教、具有多种文化类型，是“一少四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数民族的“四多”优势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放光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和多元一体的文学结构，所谓“多元”，是“1+55”构成的，没有“55”，“多元一体”就不复存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对中国来说，一亿多人口固然不是“多数”，可是换为世界视角时，一亿人口却非同小可。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只有11个。虽然我们并不认为人口多少决定文学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超过一亿人口的少数民族，是知识和智慧的海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特别发达，同他人口众多并富有才情很有关系；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又给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是作家文学发展和再创作的重要基础。像三大史诗、刘三姐、阿诗玛、阿凡提的故事，都是例证。第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经过60多年的建构，已经形成了同上亿人口相称的作家队伍。目前，55个少数民族已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000多人，各地区作家人数已超过万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学集团军。这支文学集团军的文学实绩日益彰显，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 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文学大家，还出现了沈从文、老舍、萧乾三位名满中外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给千年百代默默无闻的苗族人民“唱尽了赞歌”，从边城走进了世界。老舍如同文坛的全能冠军，在各种文学样式上都有绝活，留下了系列性经典。他的三幕话剧《茶馆》问世50余年来，上演盛况历久不衰，成为我国当代话剧的最高经典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代表作。萧乾集作家、记者、编辑、翻译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每一方面都有杰出建树。《萧乾文集》《梦之谷》《人生采访》《未带地图的旅人》和翻译作品《好兵帅克》《培尔·金特》《尤利西斯》等，都在国内外文坛享有盛誉。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的《万里赶羊》《草原即景》《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等，不仅名重一时，而且是传世精品。 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优秀作家数量很多，笔者撰写《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通论》时，担心遗漏，自编一篇包括102人、共34句的“三字经”。开头几句是：“老沈萧，更唐包。王李端，玛金敖。尼纳巴，乌胡超……”说的是老舍、沈从文、萧乾、更敦群佩、唐加勒克、包尔汉、王度庐、李乔、端木蕻良、玛拉沁夫、金学铁、敖德斯尔、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等等。这些前辈作家大多驰名中外，但也有几位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却知之不多的。 如更敦群佩(1903—1951)，在2003年藏学界召开更敦群佩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位国宝级藏族作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敦群佩曾出国12年，在南亚诸国先求学后游历，深入考察印度社会，研究进化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是精研佛学的宗教学家，还是诗人、画家、语言学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精通英梵藏文的译著家。他见识广博，学养深厚，笔下的诗文甚至连学术著述都富有情才。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怀着爱国激情回国，竟被西藏反动当局视为颠覆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3年，1949年出狱不久便悲惨地离世。 再如唐加勒克(1903—1947)，是中亚地区赫赫有名的中国哈萨克族诗人。他的两万多诗行，高扬哈萨克族民族精神，表达深挚的爱国情怀。为了民族复兴、国家解放和人类进步，他走遍了哈萨克大草原，1922年还到苏联寻求真理。归国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两次被新疆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他的诗歌、剧作和散文是革命武器，也是质量上乘的艺术精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多次出版他的著作，把他写进《哈萨克文学史》，还推出了长篇小说《唐加勒克》。2003年纪念他百年诞辰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尔耶夫曾给予他高度评价：“诗人唐加勒克是中国哈萨克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哈萨克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宝贵的财富。”(见吴孝成、吴若愚《唐加勒克评传》)。 朝鲜族作家金学铁(1916—2001)也带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由朝鲜逃亡至中国上海，1938年参加朝鲜义勇军，到太行山区与八路军并肩抗日，1946年辗转平壤，任朝鲜《人民军报》主编。新中国成立不久，受丁玲之邀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狱中生活长达10年；1980年恢复名誉，享受老红军待遇。金学铁不是用笔墨而是用生命进行创作的，他创作了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十几种。神圣与悲壮、哲理与幽默，均融会于字里行间，作品的人性美和作家的人格美跃然纸上，深受中、朝、韩、日各国人民的喜爱，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世纪之交，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金学铁文集出版纪念仪式隆重非凡，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寿圣未请自到(据金学泉文)，其人其文的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 上述名单中的满族作家王度庐(1909—1977)，是中国武侠小说大家，为“悲剧侠情派”创始人。他著作等身，不少作品一版再版，受到海内外读者的青睐，但文学史上鲜有记述。直到21世纪初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多项奥斯卡奖，原作者王度庐才让人刮目相看。之后，李安续拍《卧虎藏龙》、打造中国版《指环王》的消息，美国魏恩斯坦和哥伦比亚两大影业公司争抢“鹤铁五部曲”优先拍摄权的诉讼，更让去世近30年的王度庐在国内外炙手可热。 王度庐现象和更敦群佩现象、唐加勒克现象、金学铁现象一样，证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不少世界性因素，不乏世界性意义。有些世界性的东西可能是潜在的，到时机成熟，潜在的可能突然显现，成为世界文学的亮点。 200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笔者接受《中国民族报》采访，应约开列了新中国6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部名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精品以改革开放以后为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对少数民族自身资源的开掘比以前更广泛更深入。阿来谈《尘埃落定》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最强调的就是他在藏族民间资源的开掘和运用上做了扎实的工作。像阿来这样把包括民间资源在内的“本土性话语”艺术地转换提升为“世界性话语”，正是众多民族作家走向成功的通道。二是各族作家大量吸收世界文学经验。已故满族作家朱春雨说：“我作为读者，向来不忌口，法兰西蜗牛、俄罗斯土豆、汉堡热狗、英美自助餐，还有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东西，各有特点，互为补衬，才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分属20多个语种，这使中国跨进了世界多语种文学大国的行列，并为世界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少数民族文学中面对重重困难下的母语写作，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篇章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语言是诸多构成因素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蕴涵着这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这个民族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手段。 中国56个民族，约有129种语言，分属5大语系，可以说是一个语言的大海，其语言种类是欧洲的两倍。欧洲75个民族，也分属5大语系，但语言种类仅60多种，而中国单是少数民族语言就高达80多种。在文字方面，中国当代各民族共使用39种文字，其中有15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对于文学书写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文化资源。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运用语言的情况，大致分三种：母语创作、双语创作、汉语创作。 所谓母语创作，指的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我国20多个有文字的少数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特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因为有大面积聚居区，人口逾百万，本民族语言文字一直被广泛使用，又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体系、出版机构和文学刊物，所以推动大量作家用母语创作，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 从整体上看，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上，艺术地表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风貌、生存状态、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四川、贵州、吉林等省区少数民族母语书写欣欣向荣，已形成文学潮流。蒙古族母语书写就是典型例子。30多年间，单是蒙语长篇小说就出版了100多部，诗歌、散文和其他文体的创作数量不计其数。阿尔泰、齐·莫日根、敖里玛苏荣的蒙古文诗歌享誉海内外，阿云嘎、满都麦、希儒嘉措、布仁特古斯等作家的蒙古文小说轰动北中国和蒙古国。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优秀的母语文学，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母语的精华，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以世界眼光看，少数民族文学20多种母语书写，不仅使中国跨进了世界多语种文学大国的行列，而且为世界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母语书写特别是小语种的书写，其实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壮族、傣族、哈尼族、彝族、景颇族的母语书写正逐渐萎缩，已处于岌岌可危状态。不过，坚守母语创作者大有人在，比如彝族的阿库乌雾提出了“消失中坚守”的口号，还提出“用母语与当代世界诗坛对话”的目标。 双语创作，是指作家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双语创作的条件大为改善。尤其是最近30年，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多民族多语种色彩日趋斑斓，“渐趋佳境”(尹汉胤语)。如新疆既有汉语文学，也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文学，双语作家为数甚多。 一位作家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也多了一种描述世界的工具。用双语创作的优秀作品常有“双重美”——双重文学美、双重语言美和双重的文化美。在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维吾尔作家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和朝鲜族作家金学泉等人的创作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双重美”。茅盾对敖德斯尔的评论，王蒙对克里木·霍加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韩国文学评论家学会会长洪起三对金学泉的评论，都有对“双重美”的赞赏。王蒙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题材、思想、想象、灵感、激情和对于世界的艺术发现来自比较——对比。了解维吾尔族以后，才有助于了解汉族。学会了维吾尔文以后才发现了维吾尔文的也发现了汉文的特点和妙处，了解了新疆的雪山、绿洲、戈壁以后才有助于了解东西长安街。物理学里有一个‘参照物’的概念，没有参照物就无法判断一个物体的运动。在文学里，创作的辩证法里，也有类似的现象。”(《王蒙文集》第七卷，1993) 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书写，在当代文坛上是普遍现象。近年来对这一现象或隐或显的否定性评价，使人感到研究这一现象的迫切性。有学者认为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往往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文学，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学已有很大的距离”。这个立论有失片面。把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书写当成“汉化”，更是缺乏具体分析的简单化论断。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统一国家内，少数民族使用汉语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汉语一直是族际语，由于它与诸多少数民族语言有亲属关系，还是它们的亲属语。而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所作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阿来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说明与论证：“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嫦娥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映像，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月亮升起来了，心里却还是那轮升起于某座以本族神话中男神或女神命名的皎洁雪峰旁的、从哪个地方看上去都大、都亮、都安详而空虚的月亮。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就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感受融入了汉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 现今，回、满两个民族已转用汉语，其他各少数民族也有相当多的人程度不同地掌握了汉语，是兼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人”。对于许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使用汉语，实际上也是使用自己的母族参与建构并一直使用的母语或第二母语。而且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其作品大多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底色，并未“汉化”。老舍以汉语弘扬满族文化精神，玛拉沁夫以汉语尽显内蒙古草原神韵，张承志“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汉字”，把回族人民的“心灵史”书写得淋漓尽致，景宜用汉语在《金凤花开》里曲尽其妙地传达了中华民族永远团结的心声，都是确证。 此外，对于当下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藏族作家使用汉语的看法，我们应予以关注。德国汉学家顾彬2008年在中国推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人评论此书“最大特点之一是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格局内进行考察”，“织就了一张包容性极强的体系之网”(《中华读书报》2008.10)，然而这张网并没有真正“包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藏族文学虽然论及，却安排在一个不足300字的注释里，主要说的是阿来、扎西达娃三点“成问题的地方”：“他们用汉语写作；他们不能掌握藏文；他们也不(再)住在西藏。”可是事实是：扎西达娃一直住在西藏，阿来是四川的藏族，所以不住在西藏，这不成问题。“用汉语写作”和“不能掌握藏文”可能是事实，但这也不成“问题”，道理前已论及。我不怀疑顾彬“对中国的执迷”(王家新语)，不过我也希望他做学问时要更加严谨，德国学者的严谨世界公认，不可丢弃。 少数民族文学是依托中国广大民族地区的文学。众多民族地区与相邻国家的接壤，使少数民族文学站在中国的“边缘”成为了中国的“前沿”，它与世界文学有更直接的关系。谈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时，应当坚持中国价值标准，增强东方意识，改变“世界性=西方性”、“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错误观念 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需要改变以往不自觉的思维定势，摆脱“中原中心”观念和内向视角。不然的话，“小地方小块块文学”、“边缘地区的文学”之类带定性色彩和评估意味的看法就产生了。而如果用世界意识和外向视角看问题，则会有崭新的话语。 如前所述，经过60多年的整合与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不再是55个零星分散的个体，而是一个有鲜明共同性的文学共同体或文学集团军。这个文学集团军依托的是广大民族地区，不是什么“小地方小块块”。中国民族地区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64%，有6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实际上，就是从地区看，少数民族文学依托的地区也是广大的。在5个民族自治区中，宁夏面积最小，为6万多平方公里，但这个数字已大大超过世界上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总面积。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4个自治区的面积分别是160万、120万、118万、23万平方公里。前3个自治区每一个面积都超过了习惯上被人们称为“西欧”(英国、爱尔兰、法国、摩纳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诸国面积的总和。广西面积与英国面积相近。可以说，5个自治区都有“大块”土地。而这个“大块”，是李白“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名言中有满目“烟景”的“大块”，即生长锦绣“文章”的“大块”。也就是说，600多万平方公里无比壮丽的河山，55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光辉灿烂的文明与文化，使少数民族文学多语种书写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作家们创造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作品的基础。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对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基础性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正是以这些地理因素作基础，铁依甫江写出了可以合着新疆《木卡姆》传唱的成千上万行诗句，乌热尔图写出了记录人类森林生活经验的森林小说，郭雪波写出了反映人与沙漠关系的沙漠小说，南永前写出了以动植物为主体的图腾诗，格桑多杰写出了地球第三极上的生态景象，冯艺写出了反映八桂大地美好自然和光辉人文的散文，吉狄马加写出了前无古人的《秘境青海》和《圣殿般的雪山》。换句话说，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心目中都有“大块烟景”，深得“江山之助”。他们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不是“偏僻封闭”的文学。少数民族地区天然地面向亚洲15个国家，单是新疆就与8个国家相连。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影响深远的四大文化体系的交会处，其文学艺术一直是在“世界语境中发展繁荣的”(王蒙语)。 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开放，有深层的历史原因和地缘因素。中国有30多个少数民族跨国跨境，直接面向周边的亚洲国家与民族，而且与相关民族原为同一民族，有特定的血缘关系，同用一种语言文字，共享先辈们留下的文学艺术资源。就连被称为“活态史诗”的三大史诗，也出于同一母体，而后异地发展，直至今天。还有一种情况是，国界两边是不同民族，但是信奉同一个神，可称“神缘”。晓雪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大黑天神》，主人公就是中国西南国境两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同信奉的神。大黑天神吞瘟丹救人类，堪与普罗米修斯偷天火救人类比肩。晓雪根据白族有关大黑天神的神话进行艺术再创造，以神性、理性、人性、诗性的美妙变奏，使作品成为一部可以覆盖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多国的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的杰作。中国国境两边众多民族间这种地缘、血缘、神缘、文缘关系，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放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的重要原因。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是按中国的价值标准判定的。在笔者看来，所谓文学的世界性，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品共同追求的属性，比如真正的普世价值、美好的人性、人道主义、世界和平、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我们不能按照西方某些价值标准看待世界性。世界包括西方与东方，世界性≠西方性，应当坚持中国的价值标准，增强东方意识，纠正“西方性=世界性”、“西方文学=世界文学”的错误观念。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地开展与世界各国文学包括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但是不赞成迷信几个西方文学大国，反对某些人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比如，现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有一些作家爱说“普世价值”，然而有人说得很正确很深刻，也有人话语里带有欧美牧师的口音。普世价值确实存在，不然的话，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我们为什么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在新世纪开始时，我国领导人为什么会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签署涉及世界和平、国际安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和弱者等世界问题的《千年宣言》？但是，当今世界讲普世价值的人很多，可谓言人人殊，在进行文学创作或分析文学作品时，我们应该按中国价值观言说这一问题。现在美国有人在宣扬美国式多元文化主义，有人谈论带法国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文学共和国”，还出版了《世界文学共和国》之类的图书(均见《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2010)。但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美国多元主义文化，或走进法国人的“世界文学共和国”吗？ （转自：《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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