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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书批语不但揭示尹洙墓志铭创作表达上的变化，而且还探究这些变化的源流。如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降授右监门卫将军使持节惠州诸军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轻车都尉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李公墓志铭》云：“标题既详其官，故文中从略。”批《故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赵公墓志铭》云：“官阶、勋封详于标题，不复详于文中，此法始于李习之。”李习之即唐李翱，其《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唐故横海军节度齐棣沧景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齐州诸军事兼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贝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左仆射傅公神道碑》等文，即采用此法，这种写法是追求简洁的一种途径。 墓志铭铭文一般用韵语撰写，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突破传统，出现了用散语撰写铭文的情况，翁同书在批语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尹洙《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铭文用散语撰写，翁同书批云：“铭不用韵语，韩文《荥阳郑公碑》亦然，然韩曰碑系，非铭也。”韩愈《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云：“系曰：‘士常患势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贫，无以奉所欲得。若郑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须臾有焉。虽然，观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呜呼哀哉！’”(12)亦用散语。翁同书认为韩愈虽先于尹洙运用散语，但韩文中称“碑系”，并不是铭文，由此可见尹洙在铭文散语化过程中的先导作用。翁同书又于《故三班奉职尹府君墓志铭》“铭曰：‘吾家自曾祖以及先君，三氏葬此，而世异者域。弟之葬，得与先君同域，在地之丙，用术者云’”句上批：“铭词书葬地，而不以诗，与欧公《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同。”死者葬地一般在志文中表述，尹洙则用铭文写葬地，且用散语。后来欧阳修亦用此法，其治平四年(1067)所作《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铭文云：“维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袝其母夫人卢氏于先君之墓。其县仙游，其里慈孝，其冈半井。其固其安，其千万年之永。”(13)当与尹洙创作的影响不无关系。 尹洙用散语书写本应用韵语写作的内容，翁同书认为是由于尹洙不善于作韵文。他批《祭仆射王沂公文》云：“祭文究以韵语为正格，师鲁只是不工为有韵之文，所以不能及韩、柳，并不能及欧。”翁同书对尹洙的韵文成就评价不高，尹洙集中卷一为诗，而数量较少，翁同书批语对之没有涉及，只在批《郢州送路纶寺丞序》一文时论及尹洙诗云：“二诗颇工，似胜师鲁它作。”结合他批《祭仆射王沂公文》内容可知，翁同书对尹洙的诗歌成就亦不甚推崇。 墓志铭与史书相近，而又与史不同，史书善恶无所隐，而墓志铭一般只褒不贬，因此也被称为谀墓文，其写法颇多讲究。尹洙在一些写作对象较为特殊、行文颇费斟酌的墓志铭中展现了才力，翁同书对之深有体会。如上文所录他批《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文字，指出尹洙对任尉这类生平无可纪，又非故旧，下笔较为困难的写作对象，能够别出机杼。再如批《故朝奉郎尚书司门员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卢公墓志铭》云：“卢察乃故相多逊之子，多逊倾赵普，后得罪，徙朱崖，为清议所不予，故察名位不显。此文极有斟酌。”又云：“通篇从其家世蒙祸着意，此先生极矜慎之作。”此篇乃尹洙为卢察所作，卢察为卢多逊之子。卢多逊与赵普不协，不为士论认可，尹洙为卢察作墓志铭，不可能避开卢多逊不谈，因此如何撰写颇有难度。 尹洙长于《春秋》，深谙“一字寓褒贬”之法，翁同书批《王先生述》“先生与予语《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尝以示人’”句云：“王沿经略泾原，未惬人望，庆历二年，沿使大将葛怀敏与元昊战，败于定州砦，怀敏死焉，元昊遂大掠渭州，仁宗于是更命韩、范。盖沿之为人故为师鲁所不予，故不作传志，而独述其《唐志》，所以示讥也。”又于“举世皆然，恶得独异而取危耶？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句批曰：“微词，言其阿世取容。”王沿，字圣源，大名馆陶人。少治《春秋》，有《唐志》二十一卷，《宋史》有传。尹洙后文说王沿《唐志》取法《春秋》，能扬善抑恶，而他却不敢将之示人，翁同书批语可谓深契尹洙之心。 总而言之，这部翁同书批校本《河南尹先生文集》，无论版本价值还是批校内容，都颇有值得参考之处，惜学界还未充分认识，故不揣谫陋，略作述评如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