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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颖文:《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为什么是吴承恩
    要成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与会者一致认同作者“与藩王府有关”。竺洪波认为,作者要有一定的王府工作、生活经验,这是考证《西游记》作者的首要前提。这主要基于世存最早的《西游记》刻本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本(下称世德堂本)上,关于作者是谁,陈元之《序》中写有三个“或曰”:“《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而这三个“或曰”其实是一个指向——《西游记》的作者出自王府。1974年,在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发现了吴承恩的墓,棺盖上写的是“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荆府”指的是荆宪王府,“纪善”是明代亲王属官名,掌讲授之职(正八品)。这个物证的出现,说明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王府,且与文献记载一致。
    据蔡铁鹰统计,《西游记》实际上有41(或42)个故事,其中约10个发生在人间国度,这其中又只有一个贤明的国王,即玉华国国王(《西游记》88至90回)。这个故事在百回本前的其他版本《西游记》中没有出现过,属于原创故事,其部分细节能在吴承恩的荆王府经历中找到对应:第一,玉华王自称“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明史》记载,吴承恩所效劳的荆王恰是该家族分封到蕲州的第五代,史上也有贤名。第二,《西游记》里的玉华国作为诸侯国,一会儿被写作“玉华州”,一会儿被写作“玉华县”;而荆王府所在的湖北蕲州,在明代时也一会儿称州,一会儿称县。第三,现藏蕲春的《荆藩家乘》中有一份蕲州朱氏族谱,其中“荆王宫殿考”载有七宫,之一即“玉华宫”,或是《西游记》“玉华国”国名的由来。第四,《西游记》中描述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据《明史·职官志四》,长史职位最高(正五品),审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记》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审理所、典膳所,且先后排列有序,可见作者了解王府建制。第五,玉华国国王有三个小王子,且“不摆驾,不张盖”地拜孙悟空等为师;吴承恩就任荆府纪善时,荆王也有三子,而纪善的主要职能即是担任王子的教书先生,由于是朝廷派的职官,不便接受拜师仪礼。
    蔡铁鹰认为,吴承恩与许多写书人一样,在故事的设计中保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记。“这个故事是百回本中的一个原创故事,很完整,足足占了两回文字,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就是担任过荆府纪善的吴承恩。”
    第二,多数与会者认为,作者应是文人。但也有人提出,作者应是道教中人。
    蔡铁鹰经过20多年的考订和田野调查,撰成了63万字的《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集》,其中《吴承恩集》辑入了吴承恩全部存世诗词文稿,并做了系统的校订笺注。蔡铁鹰说:“我几乎读了吴承恩存世的所有作品,最大的感觉是,他的语言风格和《西游记》的文风最为相近。”
    对此,李天飞有不同看法。他引用天启《淮安府志·近代文苑》对吴承恩的评价“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再对照《西游记》中的一些诗词,认为并没有体现出很高的文学造诣。比如,他将吴承恩给丁翥写的祝寿套曲,与《西游记》玉兔公主的《喜会佳姻》相比,“仙凡立判,吴承恩就算发挥失常,似乎也不至于此”。
    对此,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教授伍大福提出,《西游记》中之所以诗词水平参差不齐,正是因为“作者是文人,才能用不同的笔法写作”。蔡铁鹰表示,李天飞考证功夫扎实,但评判一部书的作者是谁,要有全局眼光,“不能拿微观案例做宏观结论”。
    而后,李天飞又提出,《西游记》中有许多道教色彩的内容,讲的是道教故事,这与《吴承恩集》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兴趣并不吻合。例如,书中多次引用全真教文集《鸣鹤余音》中的段落,全书隐然贯穿着一条借“金丹大道”暗喻取经过程的线索。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也认为,《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一个道教化的过程。
    对此,竺洪波指出,《西游记》本就是一本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的书,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蔡铁鹰则认为,说吴承恩不懂道教是一种主观猜想,且作者写到道士时态度不恭,“肯定不能是道教中人”。他推测,从唐代开始流传的《西游记》故事,约在明朝嘉靖初年被加入了道教内容,吴承恩在成书时予以保留。
    第三,与会者提出,《西游记》作者应该对志怪小说感兴趣,甚至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
    蔡铁鹰表示,在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于是作《禹鼎志》。序中还说:“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他认为,这种文学理念与人生道义与《西游记》的写作异曲同工。
    李天飞指出,同样是在这篇序中,提到《玄怪录》《酉阳杂俎》对《西游记》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游记》流传到吴承恩的时代已数百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百回本《西游记》跟吴承恩有关,那么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足以被称为是作者吗?还是他更多的是做文字上的改定,类似今天的责任编辑?”
    百回本《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点与会者们达成共识。在吴承恩能否被称为“作者”问题上,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蔡铁鹰认为,《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都是流传甚广的传统故事,而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之所以被认定是“作者”,不仅因为他们在平实的民间故事中,注入了斐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故事的现实意义。据他判断,百回本《西游记》中三分之一的故事是由传说加工而成,如沙僧的形象、火焰山的故事等;三分之一是将原本有梗概的故事完整化,如白骨精、红孩儿的故事等;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创作品,如玉华国故事等。
    “我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讨论在30年前就应该结束了。”蔡铁鹰说,当年章培恒先生论文中提出的疑问,在之后10多年的论辩中都得到了解答,而目前所谓的质疑,多为臆想推论,称不上是证据,“如果要推翻吴承恩是百回本的作者,那至少回答下面问题中的一个:第一,作者是谁?第二,吴承恩的《西游记》写了什么?”
    当然,“疑吴派”和“骑墙派”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在反驳当年章先生质疑的证据中,很多也是带着“作者是吴承恩”的观念进行推演,论证过程也是提出另一种假设和可能性,缺乏真正的“铁证”。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一观点,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呢?
    竺洪波表示,清代就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但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是“五四”时期鲁迅和胡适的考证。二位先生在清人纪昀、钱大昕及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人的考辨基础上,爬梳史料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章培恒先生指出,“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的”,但由于二者的地位,舆论风向就此形成。1920年代,首次出现了署名为“吴承恩作”的铅印本《西游记》。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申述,“吴著说”几乎成了学界共识。在近世刊行的百回本《西游记》上,作者署名几乎都是吴承恩。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打上了“吴承恩原著”,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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