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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家应以公共利益作为评价文艺的价值底线，就美、艺术等基本问题达成一系列谅解和共识，进而就文艺现象作出权衡、评判和对话。 随着现代性因素在我国不断生长，社会、市场等公共空间逐渐成长起来，这一切，都促使文艺批评自我觉醒，既要求它从传统社会文人雅士的社交方式中解脱出来，又要求它从近代以来形成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在现代传媒、社团、市场等构成的公共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空间。而这一片空间的获得，实际上是解决文艺批评目前所面临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 日渐发达的新媒体社交手段，在提升人们集聚意愿的同时，也降低着人们集聚的成本，“评论家”可以快捷地融入新的“圈子”并获取批评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评论家更多是为自己，或以为自己代言的名义为进入市场流通的艺术产品代言。这些新生的“批评家”活跃在网络空间或现实的艺术或学术活动中，他们所提供的批评，从标准到文风，都与传统的评论家迥然不同。事实上，这正是文艺批评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自我转型，至少是这种转型的重要面相之一。新生事物总会带来冲击，其诞生也必然伴随着母体的阵痛，但它们的出现，却正在为文艺批评家的新型聚集方式和活动方式创造可能。 当前，经常出现批评家对同一部作品作出完全相反的评价的情况，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其实这并不可怕，因为个体对于艺术的观感本就该见仁见智，评论建基于个人审美体验，就更人见人殊。但如果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背后隐然存在着阵营的分野，或者出现了不同的“评论场”，而在这一个“评论场”被夸得美轮美奂的作品，又经常在那一个“评论场”被说得一文不值，甚至身处不同“场”内的评论家，关注和评说的作品都泾渭分明，这就有可能撕裂文艺评论的整体价值取向。因为，彼时文艺批评的标准不但混乱、对立，而且会逐渐无法对话，批评应有的功能也将消失殆尽。批评的话语体系并非可外烁于批评家群体，相反，只有在批评家群体中获得共识的那些“话语”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