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副主任）：柳青是否只是一个按照政策亦步亦趋来进行创作的作家？显然不是。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大多是忽略了《创业史》写作的时间和小说内容的历史时间之间是有落差和错位的。如果《创业史》中有不同时期政策经验的痕迹，那么它的显现一定不是按照一个时期政策的规定性的现实理解来构造。因为它如果只是按照一个阶段的限定性去构造的话，那么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自我的矛盾。所以我觉得柳青试图把握的是每个时期的政策背后的原理性和原则性，以及其背后整体性的历史指向。他是在把握这种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和方向时，把这种精神贯注到他对现实的把握当中，这是柳青创作上一个很大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从他早期的创作中某种程度上已经奠定下来。因为大家看柳青的自述，写他创作《种谷记》前期的经验，就可以注意到柳青在柳家硷下乡的时候，他的心态在乡下稳住了以后，在学习和阅读上特别强调了读《悲惨世界》，还特别认真通读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选》。柳青在当时来说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一个乡的文书，他为什么要读《斯大林文选》？其实他不是要读政策，而是要读这个革命的原理，对革命的原理有一个理解，才能对现实有一个独立的判断，才能够深层地理解政治，而不是围着表面的政策来转。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梁生宝这个最正面的理想人物的社会主义觉悟，其实也不是一次运动教育的结果，而是在1953年“总路线”提出来以后，到后来推广合作社，再到1957年社教以及“大跃进”，一轮又一轮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动、深化所能够达到的状态。所以，我认为柳青是想要在梁生宝身上写出这种理想状态，而又赋予这一理想状态一个现实的基础。这个现实的基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梁生宝和王家斌，包括在现实记录和历史档案中的王家斌，会发现梁生宝和王家斌在很多地方并不是很贴合的，但是惟一的非常贴合的就是买稻种这个事情，这其实就是柳青发现王家斌的一个契机。而且他为什么特别注意王家斌买稻种的这个事迹？他瞩目的恰好就是说在社教运动没有真正在农村展开，而互助运动在当时又陷入低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一个青年可以自觉自愿地按照一种大公无私的方式去实践？他觉得有了这样一个品质作为根基，那么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可能的。这其实就是他塑造梁生宝、整个《创业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