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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价值，显然与事实不符。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现当代文学所知有限，但从有关柳青《创业史》的学术争论中，还是意识到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确实需要辨析。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分析文学作品，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概而言之，听起来头头是道，却多不切实际。对柳青及其作品的分析评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想更好地理解柳青，就必须注意到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事实上，早在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硷做文书。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深刻地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展现出来。《种谷记》只是牛刀小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所呈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地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具有深厚现实基础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等形象，既是当时广大农村的真实人物，也是高度浓缩化的艺术形象。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种回答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读者、批评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客观地分析作品，而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抽象地讨论问题。 这就需要理解作者，成为他的知音。但“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向来纠缠不清。柳青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让作家信服。他说：“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起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在柳青的文学思想中，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惟其如此，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具有创造力的代表。柳青认为，那些脱离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未必能够深刻地理解他。 正如柳青所说，“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今天，我们依然怀念柳青，依然呼唤《创业史》这种具有崇高美学风格的文学作品，说明柳青的创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超越时代，成为经典。历史证明，广大读者是他真正的知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