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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类题材的小说里，贪官并不是最难写的，最难的是，写好风清气正的官员，塑造时代的英雄形象。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腐小说亟待突破之所在。小说家们也不是不努力，但思想艺术上成功的形象还是少。小说家杨少衡这些年一直在自觉探索。他的小说《林老板的枪》写了一个有智慧的县长与地方老板的关系。要为老板办事，又不能被老板“拿下”，成了老板的马仔；要宽容老板的毛病，又要坚持原则，让老板必须合法经营。他的另一部小说《底层官员》中的主人公，意外收到香港老板几万美金退不回去，又不敢直接交到纪检部门，只好跑到外地，通过银行汇给纪委，自己留下汇款单，作为日后说清楚的证据。这样的好干部的形象固然有创新意味，思想艺术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但总觉得还缺点力道，离“高峰”格局和境界还是有点距离。 当代的反腐小说的主题，大多停留在“人性”冲突、“人性”批判的道德关系上。人物个性和性格形成，都带着浓重的道德批判意味。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也是小说家们的基本思维模式。文学如果模式化，大概也就终结了，也出不了新思想新人物了。写作过于迷信“人性道德”的模式，就是模式化写作。很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代政治生活的作品，集中反映着我们现实最深刻的矛盾冲突，也集中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精神，最不能模式化，最需要突破模式，探寻新路子。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从党和国家“打虎拍蝇”的斗争实践中，从时代的发展进步中，找到突破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