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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类的叙事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虽然总体上人们对新诗叙事的认识仍未能走出单一的现代叙事诗的阈限，但同以往的状况相比，新诗叙事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成绩：有学者从新诗本体论出发，论述新诗叙事的诸种可能。如视意象为新诗叙事的元素与构造，把由意象叙事而形成的新诗看作“现代意象诗”；从现代语言学里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关系，从现代诗歌审美符号的结构机制和形态特征的维度，区分叙事诗与抒情诗在现代符号学意义上的差异；等等。 此外，许多学者将其研究聚焦于中国现代叙事诗和中国现代讽刺诗，对单个诗人的单篇作品或整体创作进行叙事学意义上的解读和研究，或者以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视角，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勾勒，事与史熔铸，局部与整体互动，显示了史家眼光和理性维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明显看到现代中国学人对叙事学的大胆借鉴。他们开始尝试叙事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新诗的研究领域，不但用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叙事诗，而且从“叙事层”的角度，将新诗叙事置于跨文类的叙事学和“对话理论”研究畛域，同时，还能从诗歌叙事话语入手对某些新诗经典文本进行结构剖析。不过，与新诗叙事丰富的美学经验和诗学传统相比，这些既有的研究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精度上，均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首先，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受制于“诗言志”和“诗缘情”的抒情主义一统“诗天下”的固有认识，没有摆脱新诗抒情传统优胜于新诗叙事传统的思维惯性，造成厚此薄彼的偏识格局，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对待新诗的叙事传统，无法认识到它的价值。 其次，许多研究既不能很好地以新诗叙事的实践与理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又不能踏实地借鉴古代汉诗叙事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而把新诗中的叙事与西方叙事学中的叙事简单对应，生硬地用后者“套解”前者，终因不能“对症下药”而显得不伦不类，尽显削足适履的窘态。 最后，对丰富多样的诗歌叙事形态与传统单一的文类认识不清，没有厘清不同新诗叙事形态之间的区别，致使现有的研究出现“两极化”倾向：要么把复杂问题进行简化处理，要么仅仅止步于阐释某一局部现象而无法提升至理论高度，均对新诗叙事的丰富性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遮蔽。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打破“诗唯情”的思维定势，区分“诗叙事”、“诗歌叙事类型”和“叙事诗”等概念。对于现代诗的研究，应该依据新诗叙事的实践与理论，归纳新诗叙事的不同形态，总结符合新诗叙事实际的叙事规律，为全面萃取新诗传统提供一种新视野。此外，还应反思其利弊，进而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和推进当前的诗歌叙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诗的叙事形态研究”（15BZW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