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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国内外学界将“诗”等同于“抒情诗”，并将“诗抒情”与“诗叙事”进行价值等级区隔，制造了“抒情诗神话”，使得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尤其是艺术形态层面上的其他诗歌叙事，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 传统文类意义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前，朱湘、茅盾、张秀中、朱光潜、闻一多等一批现代诗家，已经开始关注新诗的叙事问题，但他们谈论的主要是以中国现代叙事诗为主体的诗歌叙事。 朱湘很早就说过：“新诗将以叙事体来作人性的综合描写。”他盛赞冯至于“叙事诗堪称独步”。20世纪30年代，蒲风认为，“在现今”“该当开发长篇叙事诗、故事诗、史诗一类的东西”。他从风格类型方面论述了叙事性诗歌产生的时代必然性。 茅盾也十分重视现代叙事诗，并把现代叙事诗的问题提到了新诗发展方向的高度。他认为，抗战以来，在时代强烈节奏的鼓动下，“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是新诗发展“新的倾向”。他欣赏“艾青体”长诗，盛赞其“雍容的风度，浩荡的气势”及其诗意的氛围。 朱自清说：“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他把新诗民间化与新诗叙事和抒情因素的增多综合起来考察，并说明了“铺叙”在抗战时期越来越多的原因。以上这些关于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种种主张反映的是时代的新要求、现代歌谣体的风行、诗歌大众化与现实主义诗风的勃兴。 对此，也有人持异议。张秀中说：“诗是吟咏的，不是描写的，是发现的，不是记述的。”人们脑海里已然形成了某种关于抒情诗、叙事诗、史诗和纯诗等诸如此类的诗歌观念，仿佛还能确凿无误地找到相应的诗歌范本。 针对这种情况，诗歌理论家努力调解诗歌分类与诗人创作自由之间的龃龉。早在1920年，田汉就把叙事诗分为“叙事的叙事诗”和“抒情的叙事诗”。朱光潜在30年代初径直提出“抒情叙事诗”名称，并认为，诗性叙事中的事“也通过情感的放大镜的，它决不叙完全客观的干枯的事”。 此外，有些现代诗家能够摆脱传统叙事诗研究的思维定势，不再简单地把新诗叙事完全等同于现代叙事诗，而是在诗歌现代性的意义上谈论诗歌叙事。卞之琳提出要“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40年代，闻一多倡导“把诗作得不像诗”，“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文学体裁之间边际的交杂，不同文学体裁的跨界与融合，恰好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与卞、闻形成呼应的是，袁可嘉提出的“有机综合论”、“新诗戏剧化”和“诗剧”等现代诗学观念，切中了新诗叙事的深层次问题。 约言之，新诗叙事研究，绝大部分是围绕传统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展开的，较少有人从其他的诗歌叙事形态方面去研究现代抒情诗的叙事、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叙事、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叙事和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叙事等。就是从20年代开始译介外国诗歌叙事理论时，也没有走出偏好译介西方叙事诗及其诗论的怪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诗歌资源、诗歌视界和诗歌观念的时代门限。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认识新诗叙事，或者说，他们把叙事诗视为诗歌叙事的全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