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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更加突出的特点是在“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的伟大使命中，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如何建明的《国家》，李春雷的《大山的教授》，王宏甲《塘约道路》，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吴玉辉的《谷文昌》，任林举的《此念此心——记乡镇优秀党委书记吴金印》，朝煜的《面对大海的诉说》，徐天宝、高文静的《国家救援——山东平邑“12·25”矿难救援纪实》，冬如的《中国有条黄柏河》等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彰显大国实力和国威，还是讴歌不同时代、不同战线上的时代英雄，都起到了激励民心、鼓舞斗志，催生中华女儿为实现中国梦奋勇前进的动力。 五年来，虽然直面现实、介入现实、揭示变革时代社会生活诸多矛盾的作品相对较少，但即便是为数不多的这类作品，写作上也有变化： 不像上世纪80年代批判性报告文学那样充满激愤、锋芒毕露，如今的这类“批判性”报告文学，作者更多的是客观的、善意的，是带着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初衷来进行创作的。所以，这类作品在保持直面现实、介入生活的同时，更有亲和力，容易让读者和社会各方面接受，因此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发挥着自身应有的作用。这类作品，有朱晓军、李英的《让百姓作主》，贺小晴的《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一合、薛景辰的《红脸——国家审计在行动》，李琭璐的《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现状采访记》，方格子的《农村留守妇女》，杨澍的《公开的力量———来自山西省运城市阳光农廉网的报告》， 王海霞的《疼痛的农村——“越南媳妇”出逃背后调查》，李英的《第三种权力——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纪实》。即便是所揭示的问题相对尖锐的张敏宴《吸血的血透——揭开医院过度医疗内幕》，艾平《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也都是在注重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冷静、理性地直面当今部分医院过度医疗的现实和造成呼格吉勒图冤案的深层原因，努力探讨根治过度医疗和完善法制、避免呼格吉勒图冤案再度发生的路径。 五年来报告文学在表现上也有变化和进步，突出的一点是“非虚构”的出现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写作。虽然文学界有人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相提并论，但我本人一直将非虚构仅仅视为报告文学的一种写法，因而在编辑工作中把它放在报告文学的范畴。我觉得所谓非虚构写作，只不过是作家采访的视角、写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作家更注重亲历性，将自己置身于采访的全过程，因而有更加冷静、客观、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是报告文学表现手法中的一种。 比较可喜的是，五年来报告文学作家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创作时将作品的文学性作为创作中的自觉行为，始终坚持用文学语言、文学的标尺写作，用文学的感染力表现写作对象。 这当中，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余艳《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陈启文《命脉》水利系列，陈新的《嫦娥揽月》，周芳《重症监护室——ICU手记》，方格子的《农村留守妇女》等作品，都是内容和文学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代表。 如果说五年来报告文学创作还有哪些不足，那便是一些作家过分在意、纠缠纪实类作品的称谓——到底是叫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在我看来，争论可以存在，但不必过分纠缠。我觉得不管它叫什么，非虚构也好，报告文学也罢，都仅仅是作品外在的标签和称谓，标签和称谓远没有作品本身重要。就像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孩，她不管叫什么都会招人喜欢；一个帅气十足的男子也一样，不管他叫什么也同样会有人欣赏。所以，我觉得作家更应该注重：文本本身到底怎么样，作品本身有没有新鲜感、可读性、关注度、思想深度和文学感染力，能不能摸准时代的脉搏，洞察历史、反映现实、揭示真谛，能不能为读者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是最最重要的。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有人诟病，原因正在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数量太少。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就是那些直面现实、直面生活、直面社会、直面人生，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富有感染力的作品，而此类作品相对稀少，正是五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遗憾与不足，需要引起报告文学作家们乃至文学界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