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 比如，通行本《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译为“Shy is this noble lady/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 lovely girl is slenderly tall/With bells and drums he wins her after 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被她看的少年)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采莲的其他女子)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路边经过的行人)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遥被人(自己同伴)知(自己贪看少年)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少年)知半日羞。 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 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关雎》为例。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毛诗正义》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读风偶识》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诗经选》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 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诗经》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左传》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诗经》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被用来暗示要及时决定出兵。前述两种理论，一种为作品中心，一种为读者中心。如果我们转变一下思路，用在当前的古诗词鉴赏中，凡是由作品衍生出的，或者凡是对读者产生积极作用的，都可以适度加以肯定。 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化的解读往往枯燥乏味，个体解读(哪怕是误读)是古诗词趣味的重要来源。从笔者自身经验来讲，记得幼时学古诗词，老师常常要求先记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然后检查背诵，那时读诗真是味同嚼蜡，后来课下自由解释，胡思乱想，才得到一些乐趣。我们要保护学习者的兴趣，就不能以“标准答案”来施加太多束缚。 笔者倾向于古诗词不设标准答案，并非意味着主张面对文本可以鲁莽灭裂强加解释。这里不妨将古诗词鉴赏分为两种情形：假如读诗词仅仅是个人“没事偷着乐”的行为，那自然想怎么解就怎么解，而假如读者要与人交流，那必须要符合逻辑，考虑作者文本及时代因素，提出最可能符合本意的“正解”。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