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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 这道出了文艺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说，读者受作者摆布的时代过去了，作品问世之后，真正能主宰作品命运的是欣赏者。萨特也说：“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这表明，作家、生活和读者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三者构成了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稳定的、循环的三角结构，即“作家主体——生活主体——读者主体”。作家主体则处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其他两个则是重要的底部支撑。 “山药蛋派”文学的作家们，早就深深地懂得了这一点。马烽1984年曾在《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说：“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他始终以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作品的读者和观众而自豪，更加自觉地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情节曲折生动、跌宕起伏，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语言形象流畅、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手法，以适应广大农民群众的欣赏口味。 马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我不是专门的电影剧作家，主要兴趣是写小说。”那他为什么要去写电影文学剧本呢？他在《真实的想法与看法》中说：“我的作品都是农村题材，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可是后来我发现，除了回乡知识青年和一些爱好文艺的干部之外，一般人都不谈文学作品，倒是电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马烽为什么要克服千辛万苦去进行电影文学创作的深层次动机。他知道农民在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广大农民奋发图强参加建设中国也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我认为有义务热情歌颂他们不朽的功绩，也有责任帮助清除多少年来封建思想、旧习惯势力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更看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效益与艺术功能，强调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以写农民、为农民写为自己的毕生抱负与理想，坚持用文学艺术教育农民、启蒙农民，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与精神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