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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福柯提出的批评梦想，要赋予作品以生命，他的前提也是对文字的美学性有所要求。有些批评家更注重观点的提炼、行文的逻辑和思想的演绎，认为这些才是根本，当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不可因此而忽略乃至牺牲掉文字的美感。任何一篇文章，一旦没有了辞章之美，是很难让人读下去的。如果说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同样也应该是集想象、文采、理性于一体的创造。就像我从事诗歌批评，对一首诗的感觉，语言气味决定了我是否要进入它，或者怎样进入它，所以，这让我对语言表达异常敏感。对于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有些批评文章我们读不下去，并非文章的观点不好，很可能是他平淡甚至平庸的语言表达毁了他的想法。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但凡能留下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无不具有独特的智慧和创造性，像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虽然它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我一直是将其当作经典批评文章来读的，这是另一种有力量有气势的批评，它同样能吸引我、启发我。 其实对于什么是文学批评，我至今可能还说不清楚。就像很多写了一辈子的作家，到头来仍然说不清楚什么是写作一样。那或许还真不是谦虚和矫情，而是看起来越简单的事情，越是三言两语难说明白。面对批评的失语，不是我思考的太少，可能正是因想的太多，芜杂而凌乱，一时很难形成系统的认知。不少高深的批评理论，有时在具体文本面前，往往会变得苍白、无力，何以如此？文学批评要依附于作家作品，难道这就是它的宿命？从表面上看好像如此，但有哪一个批评家对此认同过？批评和创作应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它是不是就是文学批评的现实？之前，我也写过几篇关于批评的创作谈，谈了自己对批评的看法，当时貌似正确合理的想法，可能过后就被自己给推翻了。在别人那儿是一道文学的风景，可能于我就是一片思想的荆棘。从事批评，不一定就要从文学那里获得全身心的安慰，那可能是太过乐观了。很多时候，我是悲观的，困惑的，总觉得这些务虚之事，只不过是为“学术垃圾”山增加一点高度而已，虚无之感会阵阵袭来，几近摧毁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批评信心。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写作的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的边缘化。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内心从来没有过动摇，会显得过于虚假和矫情；可即便如此，我如今还在坚守，或许就是因为它的边缘与无用，才让我抵挡住了太多的浮躁和诱惑，让我不至于迷失在过度世俗化的追求里。因为，诗歌批评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且是有难度的语言创造，它在理想的层面上仍然带有飞翔之感。 我相信，能写出带有飞翔之感文字的人，应是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他不会太过庸俗，如同写诗一样，能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营造自由的空间。正如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言，先锋派就是自由，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批评，当是义理和辞章的巧妙结合，仅有义理而不注重辞章，文字就会显得寡淡无趣；若只重辞章而忽视义理，一旦将文章华丽的语言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所以，义理和辞章在批评文章的写作里缺一不可。如能将二者运用得好，那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试图靠近那样一个境界，也当是批评理想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