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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命题，很多有过批评经验的人，会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首先批评不是依附于作品的，它除了是艺术，是创造，最终还应该是由主体所完成的一项独立的写作行为。批评作为写作艺术，更像是很多批评从业者的高远理想，一旦在现实中谈论批评的经验与观念，我们的思考和言说，是否就会变成检讨与自我检讨？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乏一些奇怪的现象：批评家评论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多年以后，所评对象没有被记住，而批评文章倒成了经典。对于作家作品来说，这虽然是残酷的现实，但吊诡之事往往就发生在文学的场域中。其实，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学批评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语言的创造，一方面是思想的创造，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文体的创造，即批评同样要有“文章感”。批评文章的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正是其能流传久远的前提。有些作家写的批评文章，被称为大师的批评（蒂博代语），比如小说家库切、纳博科夫、安伯托·艾柯等，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奥登等，他们的批评既有文体上的可读性，又有着切己及人的独到见解，且大多成了某种批评的典范。但大师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在批评也有争议的今天，我们是否甘愿去做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的人？ 有些批评文章可能非常富有创造性，但在学术评价体系里却难以得到认同。如果我们就去追求批评所反对之事，那么批评的模式化，也就在所难免。在这种两难抉择的“荒诞”现实下，谁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稍作思考，我们就会明白，有人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而有人是为了文学的永恒（自己的批评文章终究能够留下来）。于此形势，我们可否选择第三条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这让很多青年批评家在过一种分裂的生活，写一种撕扯的批评：一方面羡慕那些至情至性的批评文风，另一方面，又得在评价体系的规训和要求下，尽量朝理论化、学科化的方向靠近，这种纠结在高校的青年批评家应该体会最深，而我们如何规避这种纠结呢？一时可能很难做到。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许会向往民国时期和1980年代，那时批评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如今，批评有了它的学科归属，看似成熟了，规范了，但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活力。当批评变得职业化，它就要讲求规则，既然有规则，就有限制、约束，我们戴着脚镣跳舞，能跳多高？跳多远？那种自我妥协和自我设防，往往会让人陷入矛盾乃至悖论之中。 在体系与规则里从事文学批评，让很多人开始追求批评的“学问化”，当然，这并非坏事，在考据中寻求义理之真，也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方向。尤其当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如何切入其内部的肌理，直觉当然很重要，但除了直觉，还应有更理性的判断和更专业的分析，这才是批评能让人信服的关键。一个人的文学直觉在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在修养，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出的就是整体气质。然而，有些批评家因过度阐释或局限于知识的铺陈，其批评会陷入某种缠绕，也许是理论还未消化，思考还不清晰，就迫不及待表达出来了。这样的文字在当下还真不少，想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最后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如果说这种批评风格的呈现是无意的，尚可理解，而有些人故意去写繁复缠绕的文字，不知意图何在，是炫耀自己在批评方法和境界上的高深吗？我从不反对思想的复杂性、趣味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多元性，但在表达形式上追求繁复，可能是真的没将问题想清楚，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个半成品，缺少打磨，难言精致，这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当批评不再是一种文学美文时，它到底在写给谁看？在此前提下，我对自己批评的定位，也从来不会在道义上追求一种表面的公正，有时，繁复的批评文字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构成的假象。因此，面对作家和诗人，面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我力求取对话之态度，让自己的文字入心、入情、入理，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表象繁荣的背后，很多的批评难免滑向应景、浅薄和庸俗，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否则，批评很容易陷入谎言的困境，难以在精神上通达作品的内部，对于文学批评作为真正的创造，也难以形成一种精神的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