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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衰败之后，“城中村文学”兴起了。“城中村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对此，批评理论界似乎还缺少准备，仍停留在陈旧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二元结构思维之中。在社会学研究中，“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这个概念很有用，文学应当把它拿过来，以观照文学创作的新现象。 乡土文学的衰败是近10年来文学批评界的共识。2005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发表以后，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乡土文学衰败的惊叹。在2012年发表的长文《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中，孟繁华详尽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命运，他指出，“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这个潜流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 孟繁华承认一种有着百年传统的、一直以来占优势地位的文学类型的衰落，指出了文学创作潮流的历史性变迁，但同时，这种饱含了惋惜的指认中，不免流露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视野的固化，那就是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模式。好像文学跟它的发生空间是一块铁板，乡土文明衰败了，乡土文学就衰败了；城市扩大了，城市文学就要跟着兴旺了。事实上，这个时间久远的城乡理论框架，已经很难套用在当下文学创作的快车上。 “城中村文学”是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它能够有效地描述近10年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城中村是当今中国大城市非常巨大的存在。对于北京来说，宋庄、皮村，这两个有典型性的城中村能指，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所指。人们都明白，“中关村”不是村，而是高科技、硅谷的代名词。皮村不再是偏远农村，而是著名的进城农民打工者聚居地。宋庄更非落脚山腰的僻静山庄，而是艺术家聚居区、艺术创新原发地、艺术新潮的风向标之类的代名词。城中村的兴起，跟它较为低廉的生活成本、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自由的人员流动机制关系密切。这一新空间可谓乡村与城市拉锯的前沿阵地，既可能是进攻的壕沟，也可以是退守的堡垒。 近几年国内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中，城中村的呈现非常频繁。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人公涂自强在武昌石牌岭的租房就是个典型。“这里是城中村。街道狭窄，房屋杂乱。村民们将自己的房屋略加改造，便成租屋。因为简陋，所以便宜。又因此地距大学和电脑城近，便成毕业生的云集之地。他们像鸟一样，每日早出晚归，夜间栖息在此。涂自强与邻校三个学生合租了一间屋。一个月各出110块钱。” 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的主人公安小男落魄时的栖身之所，是北大西门外“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 再看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所描述的西安城中村：“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甚至还有六层，墙里都没有钢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巷道就狭窄幽深。……我往上望，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天就成了筛子。”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描述了大量这样的城中村。贾平凹《土门》，徐则臣《看不见的城市》，王昕朋《红夹克》，姚鄂梅《你们》等大量作品，都有这方面的描述。可以说，这种地处城乡结合部，乱搭乱建，管理混乱，人员混杂，但又人丁兴旺，生机勃勃的所在，已经无可抵挡地进入那些思想敏锐、关注时代的优秀作家的视野，成为当下小说叙事无法摆脱的新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