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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汤莎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大多数演出都以“会”为形式，将汤莎或拼贴或糅合，不仅借莎扬汤，更以汤释莎，将两位伟大戏剧家的作品和思想糅合在一起，在借莎士比亚之名传播汤显祖经典的同时，更注重用代表中国经典的汤显祖来反照、阐释和“修补”莎士比亚，在艺术舞台上实现中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外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对话和交流。因此，汤莎盛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引发我们思考，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和实践“洋为中用”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全球化时代，更多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将经典作品传递给世界，是“中国声音”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在经典作品中蕴含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在更深刻和更广阔的层面上理解“洋为中用”的方针，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引进和输出，更注重探索中外文化和艺术之间的深层次差异，探索中外文化艺术经典作品的形成机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使“洋为中用”不仅落实于外国文艺产品的引进改编与融合，或称本地化，而且落实在使本地作品更好地经典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经典，使其能够更好地与外国经典平等对话，走向真正成为世界经典。 以汤莎盛会为例。中外学者和艺术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展示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多方面的契合与相同，这对于弘扬我们的经典无疑十分有意义，我们可以此为基础，更多地关注汤莎之异，深入探讨两者在创作背景（历史与社会）、艺术类别（戏曲与话剧）、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高雅与大众）、在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不尽相同的地方。这种在求同基础上的探异，有助于构建起更好的理解和交流的平台，通过“洋为中用”，更好地打造和传扬自己的经典。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出现，它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经典，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其作品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看，其“大众”性质至今没有变化，甚至更广泛地深入到了当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莎剧传达的基本价值观依然得到当今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莎剧提出的问题依然可以找到其当代版本，依然是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莎剧是英国的文化地标，是世界上常年演出最多的保留剧目，在世界各地都有年度戏剧节；莎剧是英语世界的人们从小学到大学英语课程里的必读内容，相关读物从卡通画、连环画、剧情故事书、到简写本和各种权威的全集正本，形成了一条经典作品链，营造出一个让人时刻浸润在经典之中的文化和教育氛围。莎剧里的许多名言警句，通过各种渠道，成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口头禅”，其中首推的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生还是死”，在“吸（烟）还是不吸”、“选（择）还是不选”、“脱（欧）还是不脱”这样的戏仿中延续着经典的生命。《麦克白》中悲剧主人公在回望一生，感叹付出了沉重的道德、社会和个人生活代价，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场充满“喧嚣与狂怒”的梦、《暴风雨》中美丽纯真的米兰达目睹芸芸众人时发出的“神奇的新世界”的感叹、《亨利五世》中亨利五世在大战前夜对士兵们的那句“（我们是）兄弟帮”的感召，前两者分别被美国作家福克纳和英国作家阿尔都斯·赫胥黎用做自己小说的标题，后者则成了2001年美国作家安布罗斯的小说标题，该书还被改编成美剧，只不过中文译者根据小说内容将“帮”译成了军队建制“连”。 经典的莎士比亚是大众的莎士比亚，还体现在下面三个细节中。第一，莎剧经得起并欢迎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家以各种样式改编的“蹂躏”，可以改情节，改台词，改人物，改剧情发生的时代，各种改编百花齐放，“正统”的有，“俗野”的也有，你演你的“正统莎剧”，我演我的现代改编，不仅并行不悖，反而相互竞争和补充。英国两大莎剧演出和研究机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和伦敦环球剧院就是一例：前者以“回归经典、坚持正统”为方针，强调理解和展示莎士比亚原作的语言、情节和精神，对莎翁剧本只做删节，不改词句，更不改情节。而后者则以“将莎士比亚精神时代化”为方针，在“忠实原著”的演出之外，更鼓励以当代的形式改编莎士比亚，以更贴近当代人生活的方式传播莎士比亚的精粹。更有意思的是，把莎剧改成歌剧舞剧电影卡通等已不再新鲜，跨文类借用及改写正日渐“时髦”。早在上世纪70年代，著名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就写了长篇小说《格特鲁德》，那是一部在《哈姆雷特》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王后格特鲁德的家族史诗，并以此“透露”了克劳迪斯弑兄娶嫂的缘由。一家英国出版社遍邀当今世界上的著名作家，以小说形式改写莎士比亚戏剧，第一批成果中包括普利策奖得主安妮·泰勒的《醋女》（《驯悍记》）、布克奖得主雅各布森的《我叫夏洛克》（《威尼斯商人》）、英国作家珍妮特·文特森的《时隙》（《冬天的故事》）、以及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巫种》（《暴风雨》）等。这些作品并非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那种将莎剧情节散文化，而是借用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人物或剧情桥段，写当代的社会和人事，借此与经典形成互文互动和对话，以小说的形式，在重新诠释莎士比亚的同时，延续着莎士比亚作为经典的生命。 莎士比亚学术研究上的百花齐放，是莎剧经典化的第二个重要细节。属于剧院大众的莎士比亚，同时也属于学术大众。400年来，莎剧经得起、也欢迎世界各国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浪漫主义、意象批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似乎不拿莎士比亚“试刀”，那个“主义”就缺了存在的理由。事实上，马克思在创立资本主义批判学说时，也时时从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切入点，而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莎评也是世界莎士比亚评论中颇有成就和影响的一支。同时，研究的关注点也不断扩大，从情节主题、人物刻画、语言艺术、戏剧技巧等，逐渐向各种细节推进，研究也日益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如莎剧中的法律和法学、经济和经济学，甚至饮食医药、地理风情等等。正是通过文学批评史上各种理论的批评阐释，莎士比亚的丰富意义被不断揭示，其作为经典的生命也随着理论的进展而得以延续。 第三个细节，是莎剧演出的戏前戏后，往往有相应的戏剧教育与传播活动作为呼应。在伦敦环球剧院，莎剧演出之后就会安排一场“谈话剧场”，主创艺术家与观众分享改编和演出的缘由与体会，同时互动问答。在假期，有许多以剧院为主导的以大中小学学生为对象的莎剧观摩学习活动，学术性的组织还会推出针对大众的“莎士比亚暑期讲习班”，以学术讲座和演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将体现时代精神的最新莎剧改编及研究成果与有兴趣的参与者分享。这些做法有效支持着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与传承，在鼓励大众参与的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欣赏能力，反过来也“迫使”艺术家和研究者要拿出更好的作品。 这样的机制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思考“洋为中用”和“中国声音”提供了样板，也提供了思考和实践的契机。我们需要为传承和传播民族经典营造出系统氛围，形成丰富的层次，构建丰富的形式，将民族经典教育贯穿于幼童、中小学、高等到成人和社会教育的各阶段；我们需要鼓励和支持具有开放心态和严谨治学的研究者介入，从各个角度关注经典作品所蕴含的当代意义，特别要关注体现在经典作品中的传统价值观的当代意义，更多地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大众分享，建立起经典-学术-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需要以开放宽容的态度，保护、鼓励和支持对经典作品的各种改编和再创造，鼓励对经典改编的争鸣和讨论，鼓励大众参与这样的争鸣和讨论；我们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机制，充分利用每一个经典改编个案，通过各种研讨、对谈、交流、媒体推送等，使其成为回归经典、传播经典、弘扬传统经典中蕴含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机会，鼓励受众阅读并领悟经典，而非听任经典改编停止在纯粹的娱乐事件层次，甚至流落为网络骂战。 从根本上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因为它活在每一个时代的大众之中，它必定与每个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特殊的意义和关联；而当我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意思不仅是经典作品本身是民族的，也不仅指它存在于我们的民族记忆里，而更应该是指经典作品依然活跃在当下，活跃在当代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就像今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英国用得最多的表述是“四百年：莎士比亚活在当代”。当民族的经典不再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再是收在图书馆里的“善本书”，不再只仅仅是展演于戏剧舞台的“艺术瑰宝”，而是在时代精神和价值观上真正走进了亿万大众的寻常生活，这时候，民族的经典就成为世界的经典，中国的声音就能真正在全世界传播，获得理解和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