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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最早由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纳在1974年提出，她把女性和自然所受的压迫联系在一起，认为男权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就有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与思考。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史》一书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界定、内涵和主要派别，以及理论建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进一步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这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新趋势，对重新审视文学史，研究当代女性作品，关注文学书写中边缘化的女性声音，都有重要意义。 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关注较多的还有韦清琦。在他看来，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在女性主义那里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在生态批评中，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韦清琦在《从生态批评走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1年）一文中说：“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生态批评视野的开拓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生态批评以抨击人类中心为己任，而生态女性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权中心与人类中心之间的关联性。”这就把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把男权中心和人类中心结合到了一起。 此外，韦清琦还通过反思波伏娃的《第二性》，关注“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要达到救赎目的，必须超越波伏娃二元论的局限，即要消除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必须打破二元论，消除自我对他者的压迫。 生态批评之所以与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结合，是因为所有的压迫都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与人对女性，对殖民地的压迫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唐晓忠2011年发表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观与女性批评》一文，解读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这种同一性的体现。 （三）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 鲁枢元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将生态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强调“精神生态”与心理学有密切的关联。2006年王诺和斯洛维克在《“我们绝对不可等待”》的对话中提到生态批评不仅要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生态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年来，将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结合到一起，寻求生态危机背后的心理根源，成为生态批评理论探索的新思路。 生态心理学的概念早在1992年就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地球的呐喊》（The Voice of the Earth） 一书中提出来了，国内心理学界对生态心理学也展开了研究，比如2004年易芳在其博士论文《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审视》和同年出版的《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就对生态心理学进行了界定和阶段性划分，并将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但停留在心理学学科内，没有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秦春在2008年发表的《走向深层的生态心理批评》和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寻求心灵的皈依》两篇文章将生态心理学和文学批评相结合，认为生态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根源，反过来，自然也会参与人的心理建构，有利于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促进人类的精神健康。 此外，也出现了对单个心理学家生态思想的研究，2012年常如瑜在博士论文《荣格、自然、心灵与文学》中，以荣格的心理学思想为基础，寻找荣格思想中自然和心灵的关联性，将自然、心灵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并于2016年出版了《荣格生态文艺思想研究》的专著，探讨荣格心理学的生态转向，揭示现代人的心理危机，探索潜意识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暗含了生态潜意识的观点，充分体现了荣格心理学中的生态观。 阿尔·戈尔说过：“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坚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经常关注的都是外在的、具有时效性的举措，却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危机，忽略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心理根源，所以我们需要生态心理批评去探索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