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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间写作”不是一个独立的诗歌体系，“民间写作”是开放的，它的内涵还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民间写作”的提倡者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比如与日常生活和现实语境相关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写作，这与依赖于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写作道路尝试。把“民间写作”的提倡看作“一种运动精神”，这是对“民间写作”的最合理的理解和阐释。“民间写作”就和民间的意义一样，它是包容的，是滋生活力、繁荣诗歌的温床。这场诗歌的民间精神运动甚至慢慢可以扩展到其他的文化、社会领域。“民间写作”只是一种诗歌的写作路向，并不是要引领诗歌方向；它是一种新诗的写作方法，并不是要垄断诗歌；同时，它是一种反抗、自由的精神，一种写作的状态。“民间写作”除了在当代被赋予的它的所有意义外，在未来，“民间写作”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意义的衍生还能给后来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启示空间。 关 键 词：民间写作/运动精神/困境/“民间写作”之“第三条道路写作” 作者简介：胡梅仙，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1999年北京“盘峰诗会”上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的选本《岁月的遗照》里，没有合理选用诗人北岛、舒婷、严力、多多、王小妮、何小竹等人的诗，表现出了对另一些诗歌写作风格或者说是除了“知识分子写作”之外的诗歌写作的忽视。《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说是对这种“知识分子写作”似要垄断诗坛的趋势的一种反抗。我想《岁月的遗照》也许并没有有意排斥别的诗歌风格的意思，但已明显透露出一种审美趣味的狭隘，并因此把子坚和王小妮这样当代有自己独特风格、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诗人轻易忽视和抹杀，这种诗歌的狭隘趣味和自我优越感无疑是诗歌发展的大敌。《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些被排除在这种独有趣味之外的诗人争取自己的诗歌史地位并因此反戈一击的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效的。盘峰诗会让这种论争和分歧更加凸显出来，与会的诗人自觉地分成两派表明了对两种风格的诗歌潮流的明显分歧。我们不应该仅仅从表面去评判谁对谁错、哪种诗学主张和写作立场更合理。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没有哪种写作路向更合理的问题，只有允许多条创作道路并行的问题。没有西方和传统到底应该倾向于哪一方面的问题，有的只是真诚，还有诗意和诗艺。“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和立场的问题，我们更要警惕那些垄断趣味将会把中国诗歌带向死气沉沉的单调和死亡。在诗坛表现出一种趣味风格的垄断时，同时也意味着诗歌在被一种权威话语控制，诗歌不再是广阔的、民间的，取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将是知识、权威的话语。在面对诗歌的创作资源时，无论我们借鉴的是西方传统还是民族传统，都应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我”的存在。这个我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来自于现实，但一定要真实、要真诚。 正是因为这场论争，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诗坛的现在与未来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价值的，就像“民间写作”这个概念在适当时候的应时而生，都有着他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机缘，他们所包含的内涵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知识分子写作”概念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诗作的价值。笔者更看重在这场论争中，在这两个概念的对立中，他们所透露出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机缘以及这些写作趋向和诗学理论对未来诗歌发展走向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诗歌“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他们的探讨却很有价值。特别是在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对抗中，“民间写作”理论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永远都会是诗歌发展史上不能绕过和忽视的。 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的命名让中国现代诗坛眼花缭乱，但都是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衍生出来的概念。除了用年代来命名诗歌外(这种以年代命名诗歌创作的方法，笔者认为依据不够充分)，“个人化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提倡的核心，他们首先秉承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是相对于文学创作上的个体缺失而言的，不管是膜拜西方的知识分子偶像，还是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知识分子写作都有着它的时代历史、诗学意义。“口语写作”“下半身”，是从“民间写作”而来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写作”这个包罗万象的自由精神中的产儿。在我看来，“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这些诗人群，崇尚的都是一种民间写作方式，他们不把自己定位为特殊身份的人，比如“知识分子”，或者“人民的代言人”等，他们的写作，坚持的就是一种自我本真的写作。他们与官方、主流不相关，他们在自己的园地里自由地耕耘、自由地劳作。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民间写作”的理想可以延伸到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自由的区域里。正是“民间写作”所包含的胸怀，使中国现代诗歌特别是网络诗歌呈现出了一些无可比拟的佳作。我想这些珠贝一样的佳作在未来一定会得到纸质诗刊的大力青睐，甚至会成为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当代诗歌。 “知识分子写作”主要着意于对立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有时不自觉地集体透露出了像意识形态一样严肃而呆板的神情。“民间写作”反拨意义除了对立于各种意识形态，它还包括反对传统文化的束缚、词语的隐喻、西方的知识和西方知识分子偶像以及一切生硬的、技术的、不在生活场中的写作等等。 1987年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当年的“青春诗会”上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诗人西川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①“知识分子写作”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为代表的，强调“学识”和“技术”的一个诗歌写作流派。1991年，西川、欧阳江河等人创办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机关刊物《倾向》，到1998年程光炜编“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流派已经成熟并有统领诗坛的愿望。当时评论家谢有顺出于自己的良心写了一篇《内在的诗歌真相》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他们有的认为这是《中国诗歌年鉴》在争座位，难道只允许他们“理所当然”的垄断，却不允许诗坛有多重风格的诗歌，而且还要用忽视和回避的方法来对中国诗坛做一个仿若公正的裁决吗？这种仿若公正的裁决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改写诗歌历史，不仅不能呈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它的最坏的影响应该是防止了诗歌领域的多种风格和趣味的发展和探讨。谢有顺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简洁却字字珠玑，透露出了一个年轻批评家的敏锐。“诗歌所体现的是美的力量，是欲言又止的力量，它们共同指向生活的内部，不屈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挚爱者和参与者。还诗于民众，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生存的希望，还是诗歌的希望，都是从生活的隙缝中生长出来的，而不会从天降下”②。谢有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生活”这个字眼，并把“民间写作”归之于“民间精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认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当然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好诗，它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显著地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④，谢有顺把90年代的写作分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个阵营，虽然笼统，却有醒目的意义，也是对于中国诗歌走向、分化的一种敏锐观察和判断。一种概念的提出是对一种创作思潮和现象的敏锐观察与判断，有它的时代、历史意义，也是一种置身现场的体验性判断。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来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影响以及意义，都是非常可贵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谢有顺提出诗歌写作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看似抽象，在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合适的词语来代替时，笔者认为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知识分子写作”唯西方马头是瞻，罗列着一批批西方大师的名字时，其实表现的是他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对自己民族文化和自身独立精神和品质的不自信。 而中国的好诗、大诗一定不是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是立足于自我、民族传统，也不排斥西方的有效影响的一次中国经验的表达，它是个人的，特别是在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一次真正的属于中国诗人的个人性创作。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应来自于中国的文化意象、文化谱系、文化精神，是一次个体投入生活、历史、文化的大的行动。海子曾经试图写出真正的大诗，他曾说：“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⑤海子在这里提到了“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也意识到没有民族就没有大诗，甚至没有好诗。丢弃自己立足的大地和文化，去西方寻求诗歌的根本，这一定不是真正好诗的写作道路。海子以西方文化为构架的史诗创作就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凤凰涅槃。我刚看到一篇署名为林童的题名为《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的网络文章，里面提到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谯达摩的《凤凰十八拍》，这是一个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又不排斥现代和西方的典型的成功创作范例。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和龙一样为汉族的民族图腾，常用来象征祥瑞。谯达摩不是用西方的文化意象而是用中国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凤凰来写生长、追求爱情、蜕变、修行、普度、涅槃的过程，这是一个多么壮烈而又美丽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的故事。并且诗人在其中融合了中国儒道释文化结合的人生状态和精神追求，最终让生命像凤凰一样涅槃，到达完美极致境界。凤凰涅槃既是一次生命结束，也是新生命的一次开始。也表现了生命不灭、循环的思想。无限次的过程看似劳碌、虚无，却也坚韧、永恒。也可把这看作是一种中国人生命状态的表现。它与浮士德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探索形象不同，是中国文化中的个体生命的无数次开始和结束。歌德的《浮士德》里面的浮士德在经历了求学、恋爱、婚姻、事业等一系列的人生历程后看到人们劳作的场面时说了一句“你多美啊，请停一停”就倒地而死，这种死也是美的，是歌德的人生追求的总结，它包含了西方文化不断进取的精神。从《凤凰十八拍》和《浮士德》的创作，我们可以寻求到经典创作的一些要素。我想，这就是“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它需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得到开发、补充，是一个开放性的词组。 谢有顺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把知识分子写作归于一种流派，他只说是一种写作道路。我想这是非常合理和准确的。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流派吗？还是一种现象？或者是志趣相投的诗人的一种写作风格？把知识分子写作归结于一种流派不是很恰当，它是一种风格，相对于“民间写作”来说，知识分子写作的范围要狭小一些，用流派勉强说得过去，如果说“民间写作”是一种流派，那是说不通的。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看作是一种写作风格和道路更为合适。把“知识分子写作”归于一种流派不仅不符合“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主观愿望和想法，这场争论的价值也会因之缩小。一个流派和另一个流派是不需要那么剑拔弩张地进行争论的。知识分子写作意欲把自己标立为一种中国诗歌的最好的写作方向，而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方法，正是这种唯以西方为荣，忽略生活，在模拟的状态中刻画自己的独立形象的诗歌，让一些有识见的批评家和诗人不得不提醒另一种知识、话语的霸权的危害。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还不足一百年，所有的思考和探索都将有意义，应该允许多种诗歌探索道路的存在。 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我之所以要用‘旅居’一词，而不是用‘流亡’……并且那一时期也完全有可能是他(指诗人王家新)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苦闷的日子，是因为我看不出他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即失去家园与无根的痛苦，这与西方作家的流亡实在是有本质的区别。”⑥这里作者非常重要地指出王家新与西方流亡作家的本质区别，王家新并没有失去家园与无根的痛苦。所以，在追崇帕斯捷尔纳克时，这两首诗确实并没达到一种深刻的痛苦体验和心灵的自由超越。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家新的这种自省和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带起一股诗界的“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更多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模拟的状态中，他们在追索自己的灵魂时，因为远离现实和生活，而让他们的诗歌更多的带有玄想的性质，痛苦的心灵探索没有根植于民族和生活的大地，心灵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生活和生活中的自我感受、自我精神困境体验。“由观念更新所达到的‘深刻’，与一种个人心灵历史积淀并由生命本身呈现出来的深刻”⑦的区别显示着不同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深度。这样的诗歌只是一种风格的诗歌无可厚非，如果要让中国诗坛全部呈现出这样一致的语词、主题、气味等，是可怕的。程光炜指出，90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是“秩序与责任”⑧。秩序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如果让整个诗坛遵守一致的秩序，这确实有使诗歌走向一模一样的神情和语调的危险。“秩序与责任”确是20世纪90年代诗坛以《倾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理想。程光炜也清醒地看到：“九十年代诗人所做的恰好是对‘两种诗歌态度’的纠偏工作：一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或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另一种是虽然疏离了意识、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崇尚市井口语的写作态度。”⑨对于第二种纠偏，程光炜认为“虽然疏离了意识、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他说，这种纠偏“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⑩。可以看出程光炜把知识分子的身份看得较为重要，我想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后力图在历史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的努力。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价值，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怎样能在“秩序和责任”中建立一个诗歌王国的问题。“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11)。而在《岁月的遗照》的序言中，程光炜写道：“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庞德。”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而“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渗透进陈东东的诗句中的，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12)。作为一篇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综论和诗选集，对于于坚、韩东、王小妮等一些重要诗人的忽视和回避，可以看出这本以“九十年代诗歌”名义出版的诗歌集是有纰漏和缺陷的。在当时的中国诗坛，确实盛行着一股西方风潮，就是现在的很多诗人、学者都是以西方为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仍然缺乏发现的眼睛和领会的能力。在这两篇内容大致相似有所改动的文章中，程光炜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比如，关于中国诗歌在中西文化中的两难写作处境，诗歌语言的位置和诗意语言的控制，他引用的巴尔特的“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只能构成一种副文学，那是不可以称为文学的”等等，在模棱两可的纠缠阐述中，可以看到程光炜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也许程光炜并没刻意去喜欢哪一类诗歌，他的直接的选择和诗歌理念足以表明以智性、玄思、技巧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趣味已经有掩盖其他诗歌风格的势头和事实了。 我是这样想的，一首好诗放在于坚的面前，即使没有标榜是“民间写作”，于坚还是会赞扬它。于坚曾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中国最好的诗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翟永明等等，翟永明被一些人归为“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可以说，于坚绝不反对好诗，即使不是像他那样的“非诗”。在这一点来说，于坚提倡的“民间写作”只是一个诗歌写作的理念，它对应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学院气质、知识崇拜等。如果没有这个“民间写作”的诗歌潮流和理念，我不敢想象“知识分子写作”最终会把中国现代诗歌引向何处，又将让中国现代诗歌呈现怎样的千篇一律的面貌。因为“民间写作”内涵的意义的容量，我更看好“民间写作”的边缘自由姿态和心态以及包容的可以继续开发的潜意义。 大多数人把“民间写作”当作一种流派，并且认为它的特征是用口语写作。我不这么认为。《中国新诗年鉴》的宗旨是“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到底包括哪些元素？不仅仅是口语写作，甚至不一定要用口语写作。口语写作只是“民间写作”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韩东认为“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民间这个藏污纳垢、相对处于写作边缘的场所正是孕育伟大的自由的诗歌的温床。 于坚认为“当代诗歌九十年代以来全面向民间转移”(13)，这个看法是成立的。“而大陆诗歌向民间的转移使远在海外的诗人都知道，他的作品要出现在哪里才是有效的”(14)。谢有顺也认为：“我们谈到民间的时候，说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有一种在野的身份，这对诗歌界是成立的，因为它的确有这样一个在野的阶段，而且大多数优秀的诗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地下的、被遮蔽的状态，他们最初写的优秀作品，几乎都只是在朋友之间互相传阅、彼此鼓励，现在看来，那是非常纯粹的，一种边缘的、民间的、在野的、被遮蔽的状态，在当时，反而成了诗歌艺术革命的保护，同时也是诗歌更接近于一种内心的形式。”(15)谢有顺指的是一些优秀诗人都曾经有过的在野身份，于坚指的是整个诗歌界已落入民间的事实，他把那些在官方发表的诗歌反而称作当代诗歌的“无效部分”。这两种看法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当代诗歌民间身份的确实性、有效性。从《今天》开始，杰出的诗人无不是首先出现在民间刊物，再被公开刊物接受。这种传统产生了一个新的传统，诗歌在民间才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的认同同样具有民间的性质，诗歌慢慢地被文学史抛弃了，处于边缘地位。正是诗歌的这种文学史的尴尬地位和它在民间的依然茁壮成长，诗歌有一天又终会得到文学史的大力青睐。那时诗歌不再处于边缘地位，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会慢慢缩小，失去了民间这个广阔天地，诗歌之树会慢慢萎缩，到最终被文学史抛弃，最后又会落入民间再积蓄生长。这也许就是未来诗歌的文学史历程。“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主要部分是写在《今天》《他们》《非非》《大陆》《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象罔》《锋刃》……以及最近的《下半身》《朋友们》……的目录上”(16)。仔细想想，于坚的这句话一点不虚。现在谁还会去看在公开出版的诗刊上发表的诗，那些刊物远不能反映当代最好的诗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是无效之作。“仅仅有发表权而没有美学上的权威性的‘百花园’，只是依靠体制才可以苟延残喘”(17)。 作为一种写作潮流的命名，“民间写作”出现在“盘峰论争”之后，而作为一种写作实践，“民间写作”由来已久。“他们”“非非主义”诗群、“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诗群等等，这些诗人“反中心”“反传统”、重视日常生活的体验、感受，用口语写作，他们是后来被称为“民间写作”的部分，而且“民间写作”的主要人员几乎都来自于这些诗歌社团。 我想“民间写作”主要可以从这四点去理解：一是文本，着重口语和日常生活(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二是写作者自身所处的边缘状态(写作定位)；三是发表的刊物(主要是民刊和网络)；四是“民间写作”的读者(多而杂)。同时，“民间写作”的概念是混杂的、未定的。把“民间写作”当作“一种运动精神”，在笔者看来是其支持“民间写作”的重要原因。“民间写作”的特定意义不是仅仅重视日常生活、口语化的写作，它的意义即在于完全自由状态下的写作精神。它包括反官方反主流的边缘姿态，发表的场地(大多是民间刊物或者网络)，不被主流诗坛承认，甚至被排斥，也暂时没有被专修文学史的学者重视。更重要的是写作者的个体自由写作状态。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代表的是一些学院作风的写作，“民间写作”给予了诗歌爱好者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它看起来是“另类”的，与现代新诗传统、意识形态诗歌、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都有着不同的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从这点来说，“民间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一次诗歌的先锋突围。它不仅仅表现为所提倡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它的价值即在于它来自民间的自由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