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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诗歌与长诗写作 近几年来，大批年轻女性诗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 对于长诗写作而言，最大的难度不仅来自于空间和时间，更来自于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渐渐祛除了偏激的精神疾病的气息，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想象中舒展出内心的潮汐冷暖。或者可以说，这些女性的声音不再像以往那样尖利，而是在静水流深中闪现的幽微光芒和闪电。但问题是，当下的女性写作者之间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尽管女性的精神世界已经足够丰富，女性在文字中也能发挥出感性和想象的才能，但是正是因为了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女性写作呈现出窄化和自我迷恋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批涌现的年轻女性诗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个别致而充满差异性的女性花园，花园里每夜都有人在讲着属于个人的故事。女性诗歌仍然在不同程度延续了“个人情感”写作向度的同时进一步打开了诗歌的空间。在女性独白的幽微闪电的照彻下，我们还要注意女性写作中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生存意识、生态意识以及现实经验。尤其是翟永明、蓝蓝、路也、海男、安琪等以生态、历史、战争和精神自传为题材的长诗写作，提供了女性写作的另一种景观和可能性前景。 长诗写作在这五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叙事诗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长诗都展现了当代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提升。对于长诗写作而言，最大的难度不仅来自于空间和时间，更来自于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代表性文本是吉狄马加的《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西川的《万寿》、欧阳江河的《凤凰》、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柏桦的“史记”系列、周伦佑《后中国七部书》、萧开愚的《内地研究》、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九章》、杨键的《哭庙》、王明韵的《长爱歌》、道辉的《大呢喃颂》、胡弦的《蝴蝶》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个体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