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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们的批评“双打”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艺术报》 潘凯雄 贺绍俊 参加讨论

    ■ 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
    ■ 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
    我们同是1983年跨出大学校门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文艺报》工作的,也许是当时《文艺报》的理论组缺人,因此我们几个被称为“新三届”(即恢复高考前三届的入学者)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报社后绝大部分都被安排到理论组工作,在我们那间不过2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除我俩外,就还有北大77级的赵小鸣(女)和人大78级的朱晖,当时同事们一度还戏称我们是报社的“四人帮”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在我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文艺报》绝对还处于她的黄金岁月:那里的文学气场和专业特色浓浓的,那里的学术气息和民主氛围浓浓的,那里同事特别是年轻人间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浓浓的。有如此三个“浓浓的”为表征,其黄金成色毋庸置疑。其实这三个“浓浓的”差不多也是80年代文坛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是在《文艺报》这个小环境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一些而已。也正是这三个“浓浓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俩合作的一种催化剂。
    真记不清也说不清我俩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绝对既没有事先的“预谋”,更没有周密的“策划”。其处女作的“诞生”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就某一个话题讨论过且争论过,于是其中的一人将这个过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内容终究是彼此讨论的产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处女作”诞生于偶然,那后来的合作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了,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只要不是自己懒惰,想不研究不讨论问题都不行,而研究与讨论的结果之一则必然是不断激发表达与写作的冲动;主观上则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谁也不好意思“单干”,于是无论是哪一方有了表达与写作的冲动时,便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尔后成文。且不说友谊这类“高大上”的词儿,单是我俩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决定了“分手”的“艰难”,只要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大致想法相近,讨论过后谁有时间谁执笔,无所谓谁写得多谁写得少,无所谓署名的谁先谁后,至于稿费除去时有邀上三五好友“打秋风”外,其余则是统统地“二一添作五”。说来也奇怪,当时像我俩这样“合伙”的还绝非“一花独秀”,比如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将此称为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不妨专门来说说文学批评的“双打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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