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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料、材料的支撑和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目前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由于学者、评论家与文学现场保持即时性互动关系、共同前进，对不断出现的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等进行及时、即时的评述与剖析，固然可以为批评家收获即时的声名，但由于与研究对象的共时存在、零距离关系，常常令文学批评以短平快见长，但短平快往往又容易失之偏颇而容易速朽，有学者已经警惕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反思⑦。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闻一多力主批评与考据结合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基于对传统文献学局限性的反思；而今，从对零距离的、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做出反思的角度，让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传统文献学的方法，更加倚重具体史料和材料的支撑，未尝不是令批评由表层走向纵深、深入的有效路径。 当代文学的第一代学人，像朱寨、洪子诚等先生，有着扎实的学养，对史料与材料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洪子诚先生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到2002年的《问题与方法》，再到近几年的以“材料和阐释”“材料与注释”为标题的系列文章，其所追求的言必有据的“历史言说”方式，越来越倚重史料和注释，史料和材料往往占全文五分之四左右甚至还要多的篇幅，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例如，《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材料与注释：张光年谈周扬》(《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比如前者，文后注释很少，但密实的史料、材料，直接进入了行文、构成了文章本身，此文“对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材料——包括邵荃麟、冯雪峰、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人在‘文革’刚发生时所写的‘交代’‘检讨’材料，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部分发言内容等——进行了编排和注释，以此了解包含在此一事件背后的人、事背景，并通过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程光炜老师自己所谓的提前把“八十年代作古”，以对“古物”的眼光看待八十年代、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也是意识到具备拉开距离重新审视当年文学现场的“史家眼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⑧。据悉，程光炜主编的400万字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编目即将出版，更为主要的是，他所提出的“重返八十年代”和“文案辨踪研究”的主张及其实践，对整个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料、材料的支撑加上学者本人的识见，可以令学理性批评形神俱现。吴秀明的《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献史料及其基本型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对几代学人的史料工作做了梳理，认为“从学科发生史角度看，近一二十年来，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影响推动下，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事实上已在逐步展开，并开始呈现出了某种良性回归与调整的态势”。 重视史料和材料的梳理和意义呈现，在黄发有、李丹、黄平等中青年学者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学脉承传。黄发有《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的统计分析》(《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以〈作家通讯〉的稀见史料为依据》(《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斯炎伟的《喧哗与骚动：历史转折语境下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等等，很有代表性。黄发有通过《人民文学》在“十七年”头条的分析，让这个时段的文学导向与特征，自然呈现，此篇论文也是他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重要支撑论文。年轻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史料、材料的单纯性爬梳和整理，而是对这其中所蕴含的问题，饱蕴自己的会心发现，其文章本身，业已构成深具价值的学理性批评文章。李丹的《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以郭小川遗作〈学习笔记〉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作者发现了1978年2月到4月的《诗刊》分三期发表了郭小川的遗作《学习笔记》，而它与另一个版本——2000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又根据手稿将该笔记收入——之间拥有许多差别。作者对照两个文本，发现《诗刊》对郭小川的原初立场、观点和个性表达做了极大的修改。由具体的材料，发现《诗刊》通过删削修改郭小川的笔记而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批评文本，也由此刻意地修订出了郭小川的新形象。同时，该笔记与1975年郭小川致胡乔木的“文艺意见书”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该“文艺意见书”又直接影响了诗人的人生起落乃至生死荣辱，而这些信息都隐伏潜匿于《学习笔记》的背后，共同铸刻了“时代的烙印”。此文不光入围了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而且甫一刊出，学界影响很大，反馈很多，陈子善先生迅即联系，向作者约稿。李丹另外一篇《论“大跃进”时期“群众史”写作运动——兼及文学工作者心态》(《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通过大量史料与详细的材料，对“大跃进”时期，在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的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仓皇推出了“群众史”写作运动，做出反思。文章不动声色剖析了这一运动是如何透露出中国作协对丧失文学核心位置和领导地位的焦虑，也显示出其在政治失序中极力紧跟形势、弥合裂痕、追求和解的迫切心情。许多学者阅后表示此文让他们耳目新颖，重新了解了一段历史，一段文学史。这样批评文章的学理性，是建立在材料的有效支撑之上的，不是即时性批评那样的急就章，材料的爬梳整理和剪裁得当，显示了作者进行文学批评的学养和功力。看似不动声色，而识见毕现。连“80后”批评家黄平，近年不断有针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文章发表的同时，也愈来愈重视史料材料的发现和厘清的工作，他自言深得陈子善先生的影响。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论文的价值，作者本人概括得已经非常精准：“论文讨论了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考证，并结合新的史料指出‘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借助‘新时期总任务’的相关史料，将‘新时期文学’有据可依地编织进‘新时期’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作为‘现代化文学’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内涵。在当下的语境中重返‘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如何通过‘新时期文学’重新理解‘新时期’，理解近40年来的‘现代化’的起源，这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意味着能否通过文学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体验。” 其实，重视史料与材料支撑的学理性批评特征，是文评多年以来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我曾经将张霖的《新文艺进城——“大众文艺创研会”与五十年代北京通俗文艺改造》(《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和李丹的《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一文多次介绍给投稿的年轻学者。这两篇文章，在史料和材料的呈现方面，工作绵密细致，不少作者自己独到和会心的发现，在将材料、史料的使用与批评的睿意和新颖发现之间，做到了细密无痕、别有意味。前者，文章通过对“大众文艺创研会”的组织性质、活动方式及其杂志《说说唱唱》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了该会在新文艺的生产、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就普通市民对文艺改造工作的接受、挪用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现这一文学史进程中新、旧文艺工作者和普通市民三者间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最近，仍然在某刊某篇，看到有年轻学者在谈《说说唱唱》杂志，由于缺乏必要的、新颖的材料与史料的支撑，反而是更多搬用西方理论的洋洋洒洒，无根之木，其阐述便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之嫌，缺乏必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我印象中，通过上面这两篇(尤其是张霖这篇)史料材料见长的学理性批评文章的影响和启发，文评还刊发了卢军《从书信管窥沈从文撰写张鼎和传记始末》(《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连敏《〈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修改及发表始末》(《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等，作者都是从已刊发的文评文章，获取了治学的理路和学理性要依靠材料支撑、怎样在材料的梳理和发现中，实现作者自己对文学史、对文学现象与问题进行思考并获得独到发现的有效方法。张霖《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也同样显示了作者在材料和史料运用于批评文章方面的得心应手，对问题、文学史复杂性的呈现，别有深在意味而且独具特色。 很多中青年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史料与材料的整理和发现，他们把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和对文学史、批评史以及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解，融进了学理性批评文章。徐勇《文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嬗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文章通过对选本编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嬗变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认为选本编纂一方面反映了80年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参与到对80年代文学新变的推动过程当中。作者甚至发现“这一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在1979年和1985年这两个节点上，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论，1979年标志着选本编纂的80年代转型，而1985年则意味着选本编纂的80年代新变”，作者也谨慎提醒“选本编纂并非直接的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其与80年代文学嬗变之间的关系，也只能从这‘选’和‘编’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夸大”。材料的细致和睿意发现之间，是紧密交织的，作者将自己的发现与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理解贯穿其间，别有会心。就是偏于述评和材料搜集的文章，学者也都是一方面重视材料的第一手和全面、完备，一方面在材料的使用、梳理、叙述和呈现当中，暗蕴了自己批评的眼光和很多有价值的发现与问题的呈现。借此，文章往往能够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蕴含的复杂性、繁富意味，条分缕析，生动呈现。像王晓平的《海外汉学界对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反应综述》(《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林敏洁的《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获诺贝尔奖的关系》(《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材料的使用和作者的批评眼光，是镶嵌在一起的，其中暗蕴作者批评立场和对相关问题很深入的思考。前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而后者，在研究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方面，应该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史料和材料价值的，令许多年轻学者叹佩。 多年来，文评所刊发的很多文章，不止尤为注意了史料、材料的爬梳和整理，很多时候，史料与材料，都是与文本分析结合的，而且努力与文本产生的时代语境勾连，将文本还原到当年的文学现场，鲜有离开当时文学现场而加以主观臆断和硬性阐释的做法。哪怕前些年，文评尤为重视的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也往往是对材料的呈现与把握，力求第一手，落点在文本，而且努力具有程光炜所说的还原当年文学现场的“史家眼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篇文章，詹玲的《论〈刘志丹〉——一部命运坎坷的小说》(《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任何人再度试图阐释《刘志丹》这部小说，我都会马上想到、很多人也会马上想到这篇文章，此文当年所产生的学界反响，迄今犹在耳畔……其价值和意义，对于了解这部小说和一段文学的历史、时代语境，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外，像姚丹《“新人”想象与“民族风格”建构——结合〈林海雪原〉的部分手稿所展开的思考》(《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张永峰《〈三关排宴〉改编与戏曲改革的两个难题》(《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等等，这样的文章，史料、材料支撑与学理性批评风格互相呈现，很多同类、同时段——“十七年”研究的文章，都若是。同样是研究“十七年”文学，讲究学理性，与那种气势和腔调上看似言之凿凿乃至咄咄逼人、甚至像有的学者所言“强词夺理”的文章，是根本不同的，学理性的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学理性的批评，需要史料和材料的有效支撑；史料和材料的有效支撑，助益形成批评的学理性特征。但是，单纯史料、材料的堆砌，并不是学理性批评，没有问题意识在心，没有发现的眼光，没有文学史的眼光，史料和材料的堆积罗列，是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才会有学者明确指出：“如今中国大学的文学系，也很少有学者就文学论文学，大家都抱着‘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文学史实进行各种方式的考证式的研究，或基于某种时髦理论的义理之阐发。尤其考据式的文学研究如今已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研究’的最高旨趣。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没有从文学角度出发的中国文学研究，殆可断言。”⑨这份担心，对于纠偏那种极端或者说片面倚仗考据，而走向了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证式研究的批评路数，是有好处的。但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从材料与史料的基本功入手，重视学养积累，作文先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信口开河，不无裨益。而且很多学者在对第一手史料和材料追索的过程中，掀开材料的碎片，常常有可贵的发现和会心之处。郜元宝以他不无针砭时弊的言辞，确实提醒、警示文学还是应该就文学论文学，单纯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证式研究，不好；“基于某种时髦理论的义理之阐发”，也一样离开了文学本身。回到文学本体，这本来应该是每一个文学批评者理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而今却似乎成了文学批评应该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