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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此言，无疑是越来越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即全球化趋向的势不可挡。但问题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为了适应世界口味并走向世界，还要不要和该不该继续有效保持与凸显其自身所秉赋的与生俱有的个性特质？ 回答是肯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成果传播出去。”由于文化是对精神的艺术表达，而任何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前者越个性化越好，而后者则越同质化越佳。一切文化产品最终所要对接的，都是人的志趣、情感与灵魂。而所有物质产品，则只有在高度“统一化”“标准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广泛的相合与应用。因此，举凡需要情趣和情愫乐于并易于接受且能直抵心灵深处的精神创造，就都首先必须具有美感和魅力，而个性特质则是涵养、培育、激发和阐扬这种美感与魅力的原始胚基和肥沃土壤，并因此而铸就了文化创造的不可逆性。 不可逆，就是不可回溯，不可重复，不能摹袭、仿照、相似和雷同，也就是要使每一个文化创造都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正是这种不可逆性，才使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有条件和有可能凸显个性，熠耀特质，充分展现其自身独特的美，并由此而使文化园地中得以万紫千红、百卉兢丽，始终呈现出绰约的风采与新奇的景观，不仅使人深为艳羡和感动，而且让人久久吟味，无限眷恋。任何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都只有在此种情境之下才能被人们欣然接受，而也只有在被受众欣然接受的情况下，文化才能发挥其所蕴寓的启迪、教育、熏陶和审美作用，也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真正以“文明的活的灵魂”自觉而自然地传播“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不可逆性并充分赋予其以鲜明的个性特质呢？从大方向、大目标上说，就是要倾力而精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体而言，既要与传统对接，又要和现实融会，更要从不间断的提升和创新中摄取时代光彩，发掘生活铀质，采撷社会精粹，激扬思想内蕴，直将历史的延宕、时代的脉动、生活的潮音与精神的火光，统统聚合于胸间，升华于心中，表现于台上，凝结于笔下，以大气派和高水平的文化创造不断地将精品佳作提供给大众，传播到世界，倾力掀起“中国文化热”的巨浪与狂飙，使中国文化也同中国经济一样，有着看不完的大动作和说不尽的新精彩。 与传统对接，永远都是增强和凸显文化个性特质的基本要素与前提条件。因为任何“现在”都是从传统延伸而来的，而任何“现在”又都必定要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永远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民族和文化的根。但由于在历史的衍化中，“物”的东西都渐渐湮灭了、消融了，仅以特殊的形态沉淀在了文化之中，并因此而使文化成为对历史的惟一记忆和对传统的有效承接。中国如果没有先秦诸子，没有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顾恺之、李白、朱熹、沈括、郭守敬、罗贯中、曹雪芹以及他们的作品等等，那中国的传统也就很难体现和寻觅了。所以，文化传统在事实上常常就是历史传统、民族传统、社会传统和精神道德传统的集合体。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这不仅是我们的骄傲和优势，而且事实上它也无时不在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洇濡与促动作用。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赢得了世人的艳羡与尊敬。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合法拥有者与合理传承者，我们当然要在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中融入这一特质，彰显这一优势，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鲜明标识与亮丽色彩。 与现实融会，之所以对凸显文化个性特质既十分必要，又极为重要，盖因现实的内容是广阔的，作用是直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社会变革和生活潮音的过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旨要和精神高度，而且也无时不在浇灌和滋养着文化的思想活力与艺术生命。事实是，无论文化的历史根脉多么深远，思想旨向何等宏阔，它在生成和生效的全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现实——既从现实中汲取生命乳汁，又从现实中拓展传播空间，并以自身的特殊存在方式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和显示着特定的价值。所以说，现实中不仅埋藏着萌动文化植株的种子，而且更深蕴着护佑和催促这植株开花结果的生命元素与驱动力量。因为现实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时代，现实更是活力迸溅、景象旖旎、内蕴丰赡、物华绚丽，处处都跳荡着激越的浪涛与感人的音韵。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孕育文化精品和艺术宏构的时代。但关键是谁来发掘和采撷？如何发掘和采撷？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些文化创造者和制造者们，却往往缺乏眼光、耐心和定力。他们太急于收获了，总是刚播下种子就拿起了镰刀，所以采摘下来的常常都是青涩的果实。他们也太觊觎市场和利润了，在文化园地上的任一耕耘，都总免不了以焦灼之心要么望价而为，要么待价而沽。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和创作心境下，虽然我们的产品年年“冒顶”，不断“疯长”，但却仍鲜有震撼人心、征服世界的宏篇佳构熠然而至，问鼎天下。仅就规模和产量而言，我们当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且以电视剧生产为例，每年就投入资金五六百亿元，生产上万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能够在电视台播出。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影视制作机构2160家。在文学方面，仅在实体长篇小说创作上，每年就能产出四五千部。至于一些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则往往由于屈从于市场效应与商业功利而在追求吸引眼球和欲望刺激时，过多地消解了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社会内在价值，以致造成在文化展示中娱乐化、利欲化和工具理性主义，渐渐成了流行色。这显然有悖于文化创造的真谛与文化生产的规制。因为对文化来说，其永恒的定位和永远的追索，都始终应当是和必须是向善、臻美、尚新、达优。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则正在于对现实的回归与对生活的深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