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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诗歌注入“文化心智” “诗”“思”并举，才是文化和文明格局。在“诗”与“思”之间覆盖的心灵地带，是人类心智当中最为高贵的那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原型。一种经不起心灵的光芒照耀的文化，必然是塑料般的工业产品；一种没有注入心智的金液的文化，必定是浅薄的机械复制。它们或许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但只是一种消解文化的价值纵深和文明的价值秩序的过程本身。对之进行的简单迎合或拒斥，都有可能不得要领、用力不当。今天的诗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轻飘飘的文化失重的感觉，这也包括某种意义上不乏优秀的诗人们精心编织的或精细或锐利的那些语言织体，因为找不到楔入这个越来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的恰当方式，从而也只能在这个“美丽”的文化世界当中，处于一种失去平衡的滑动状态。 其实，当下诗歌领域并没有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强烈的自律和超脱特质，它仍然在以各种方式映现着这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文化观念，粘连和辗转于强大的“文化生产”机器当中。这么说，当然并不排除当下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场域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个真正有利于诗歌的文化场景。走出诗歌的自律性幻觉和纯语言幻觉，进入文化的真实性和存在感，首先需要把人类分立的心智贯通起来，把“诗”和“思”贯通起来，走向一种具有文化重量与文化延展度的诗歌场域的存在感、存在格局。人们可以在生存性总体这一比较原始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文化心智”和“存在格局”的意旨。当然，在当代诗歌领域，从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和观念方式通达这样一种思考和认知格局并不重要，比较有意义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将它转换为一种诗歌心智的要求：我们相信当代仍然有一大批严肃对待诗歌的诗人，但当人们并没有深刻地思考、理解和处置今天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处境时，有理由相信，诗歌心智还没有挣脱不应属于它的片面性，诗歌还没有超出其断面化和支离化的文化存在方式，而进入圆融的整全性。 按照上面的结论，对于当代诗歌来说，诗歌似乎也和一切问题相关，用“诗”和“思”的统一来表述和要求这样一些问题，这不是以偏概全吗？这里的问题、当下诗歌的问题，是否确实只是一个“思”的问题？蔽塞和封闭当代诗歌的，恰恰是一些观念性、概念性的东西，而能破解观念和概念的蔽障的，只能是观念和概念本身——虽然它的结果，不是指向观念和概念，不是“思”本身。用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方式来说，当代诗歌仿佛还缺少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存在“形式”，来承担它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实体性。这个意义上的“形式”，只能是缺少来自于“思”和理性的力量的不断投入，而不可能是来自别的地方。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诗歌相当程度上很可能只是诗歌的质料，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诗歌需要像一个哲人一样生活，而我们的诗歌还只是处在冲动的激情少年阶段。它本身可能不乏“真知灼见”和“片面的深刻”，但还没有找到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可以着力的恰当方式，以及自身存在的文化重心之所在。对于当代诗歌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比诗歌本身的“观念”性负荷更为基础也更为广阔；诗歌领域很多人希望定型的“诗体”，乃至像古典诗歌一样的诗歌格律，或许也只是这个问题的遥远的影像投射；而盯着诗歌文体所理解的中国古典“传统”，自然也就难以通达诗歌的古今之变……这些都把问题变小和简单化了，它们本身只是在一些建立现代神话基础上的观念碎片。当代诗歌需要的，是以开放而健全的圆融心智，在“诗”与“思”的诚恳而又睿智的平衡当中，以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文化本质，以深度加入外部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回归自身的文化存在，在心智的回环、弯度和曲折当中，或许是诗歌自身的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实体性诞生的地方。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