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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性能层面从兴象到意趣 如果说创作主体通过“意”和“象”的碰撞而形成“意象”是一种由抽象到具体的文本形成过程，那么文本通过自身的“意象”结构面向读者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呼唤潜能，则是一种由具体再到抽象的过程。关于唐诗意象结构在文本性能上的“兴象”特性，殷璠最早在《河岳英灵集》中即有所论述。他批评流俗之辈诗歌“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褒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同时代的王昌龄在《诗格·论文意》提到：“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殷璠和王昌龄都认为，诗歌文本除了要有“轻艳”、“物色”等“巧”的方面，更要在文字机巧的背后，具备延展和生发的功能，即“兴”的能力，前者是实，后者为虚。严羽在《沧浪诗话》盛赞唐诗：“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兴趣”，即其所谓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是妙不可言的余韵，它与后来的“气象”说、“神韵”说一脉相承。 对比唐诗文本的“兴象”特性，宋诗意象的文本结构则常被贴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的标签。然而，宋诗文本在同类意象构建上，往往避开唐人的甜熟，追求“观物主理”、“自出己意”的特色，苏轼即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冷斋夜话》卷五）。例如，同样写牡丹，王维和苏轼就不同。王维《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苏轼《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王维笔下的牡丹好似一位娴静的女子。首二联，作者写牡丹的外貌：红色的花瓣深浅相间，与鲜嫩的绿叶形成色彩上的对比，诗中有画。次两联，从花的外貌直写花的心灵，她在万物争春的季节独自欲断愁肠，静而不语。春色不知花心，读者是否又知花心？是因为春将归去，牡丹即将凋零，还是作者“以泪眼观之”，借花之愁浇一己之块垒？读者足以提出种种的问题，也可以给出各异的阐释，可见文本呼唤能力的开放性。许学夷评王维“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这文字之外不可说透的余韵是唐诗的典型风格。在苏轼的笔下，牡丹不再是“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的静态幽远，它动态地“簪”在一个“不自羞”的“老人”头上，与这位老人一道“醉归扶路”，惹得众人挑帘观瞧。《吉祥寺赏牡丹》中，牡丹作为“赏”的对象在这里却丧失了焦点地位，诗人更多是将牡丹与老人、珠帘等其他意象相联合，共同构建一个动态、丰富的文本结构，借“赏牡丹”来表现老者及老者背后作者的乐观、豁达、傲岸、幽默。这种对意象避熟就生的运用是宋诗求奇求趣的一个表现，《后山诗话》评“苏子瞻以新”，不无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