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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要回头看一下，按照这个想法，被称之为文学形态的那些东西，在原始时代是什么样的？肯定不是文本，那时候哪里有文本呢？原始巫术中的呼喊是最初的东西，是伴随着仪式、伴随着身体语言表现出来的，再往后就变成了诗乐舞一体。在诗乐舞一体中，诗的作用应该是最小的，用得很少，主要是歌和舞，诗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由诗乐舞一体而出现了文字形态的东西。在传播文字出现的时候也不是文学的文本，这个大家都清楚，在研究中已经成为定论。那么西方是怎样的？西方神话是唱出来的，荷马史诗是唱出来的，靠吟唱；悲剧是演出来的，靠形体表演，靠模仿，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模仿说，再往后慢慢才有了今天称之为文本的文学。所以我们找最早的文学形态不能从文本中去找，应该到传统的、久远的、原始的、可以称之为文学活动的东西中去找，从诗乐舞一体化、从史诗的吟唱、悲剧表演中去找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东西真正集中为文本，在西方也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事情，在中国则更晚。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不是因为文本而生的，而是伴随着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的，是一种面对着活动形成的理论。现在变成文本中心论，不合于中国现代文论最初产生的原因，也不合于马克思所追问的原始的基因，从那里提炼出的一般性不能给我们提供文学理论研究的借鉴。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回归到最能代表文学一般性的文学实践中去，到那里去寻找文学关系的秘密。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面对今天的文学实践，就更能讲出自己的东西。回归到文学实践，就是回归到那个原始由来的后来称之为文学形态的那个初始一般性上去。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疏离文学的现实状况。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割断了我们的脐带，断裂了我们的传统之后，我们并没有进入文本，也没有一脑袋就栽到西方的理论之中，当时我们现代文论几个创始的大家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才能活下来，在活下来后我们怎么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学革命之路？紧密联系当时的文学实践，并且在文学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后来的左联也是这样，左联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批判力量，如果不投入到社会的民族活动中去，这些作家能聚集起来吗？再往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文学必须进入到工农兵的革命实践之中去。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理论始终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被文本锁住。所谓被文本锁住是新时期从性格分析开始的，经过这番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课堂上开始集中讲经典，那是一个非常令人留恋、令人回味的时代，讲文学理论的老师和讲现当代文学的老师讲起经典来都非常成功。但后来我们远离经典，到了跨世纪，经典贬值，大众文化随之而来，课堂上不讲经典了，即使讲经典也不用经典的方法去讲了，这是一个波折。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里，文本分析在理论上曾经形成了气候，但接着又远离了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