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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郭沫若的一生创作丰富,擅长各种体裁;与小说相比,其诗歌、戏剧等方面的创作成就似乎更为突出。郭沫若从日记上抄下来的两首《夜半》与《牧歌》就发表在2卷1期的《现代》上,正如作者所说:“这两首诗并列在这儿似乎有点矛盾。”它们一个是“狂暴的寒风怒号”,一个却是“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心房”;然而,它们对于光明和美好的向往却是一致的,这也让人们愿意相信“《夜半》之后有《牧歌》的世界出现”。联系此时在日本深居简出怅望故国的郭沫若,或许对这两首诗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至于信件结尾郭沫若提到的“在最近期内能写出时,希望能在本志上和读者见面”的《紫薇花》,直到1933年3月2日在写给叶灵凤的信中仍然是“《紫薇花》尚未下笔,因忙于它种研究,无暇创作”,“我并已决心暂时不愿在任何杂志上发表文字,《现代》如愿为出单行本,将于最近着手写出,并添写若干短篇以集成一册”。后来并没有在《现代》上看到《紫薇花》这篇小说,它也没有出现在其他任何一本杂志上,原因有可能是当时的郭沫若正忙着做他的甲骨文研究,无暇他顾。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在1932年第2卷第2期的《现代》杂志“社中日记”栏发现郁达夫的材料一则:“郁达夫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为《现代》新作《迟桂花》一篇,已寄沪寓。即晚便到赫德路郁宅去取了来。郁夫人并示以达夫家书,关于此作,有语云:‘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郁达夫写给施蛰存的这封信不见于《郁达夫全集·书信卷》,当为佚信。但此信件并未像郭沫若信一样附在后面,所以我们只能从中了解到郁达夫对《迟桂花》的“得意”。信是郁达夫从杭州寄往上海的,里面提到为《现代》新写了一篇小说《迟桂花》,已经寄到上海王映霞的住所,嘱施蛰存去那里拿稿。 查《郁达夫全集·书信卷》,郁达夫在1932年10月20日写给王映霞的信中说道:“这一忽《迟桂花》正写好,共五十三张,有两万一千字,《现代》当去信通知,大约三日后会来拿。”“《迟桂花》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不知世评如何耳。”这就可以与郁达夫写给施蛰存的这封信相互印证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