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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主义之祸 我的问题是：启蒙作家暂且不论（因为他们主要不是文学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缘何逐渐淡出我国（如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视阈，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又缘何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几乎独占鳌头、成了西方和我国批评界的宠儿呢？人们固然假借巴赫金和种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名给出了许多理由，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或许与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淡化”、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兴起、“世界文学”或世界主义抬头等不无关系。 第一点无须赘述，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意识的“淡化”，尽管这个“淡化”是要加引号的（首先，实质也好，表象也罢，跨国公司四海为家极易模糊国家观念；其次，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也即美国化，而白宫主人们张口闭口的“美国利益”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这是钱币的两面）。 第二点，倒是可以多说几句。首先，从学理上说，西方知识界讨论“消费文化”或“大众文化”久矣。其次，当今美国式消费主义正是基于“大众文化”的一种创造，其所蕴含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不言自明。而好莱坞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最佳例证。早在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标志，就已成为美国高层的共识。其中的国家意识显而易见。 第三点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一个是歌德在看到《玉娇李》等东方文学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唤的“世界文学”。尽管开始应者寥寥，但近来却大有泛滥之势。这多少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之后，文学是如何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义触角的。遗憾的是资本的性质没有也不会改变。除了善意地相信其中的理想主义倾向或许多少蕴含着某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征兆，当前学术界的所谓“世界文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阶级和国家理念的“世界的文学”言说可谓南辕北辙。简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如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 反过来说，柬埔寨有文学，老挝有文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所有国家皆有文学，尽管人们知之甚少。但这些国家的经典是否同样可以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之列？《红楼梦》等中国文学经典又有多少是西方主流文坛认可的“世界经典”？或者，多少西方读者通读过《红楼梦》？我们自己还有多少孩子在读《红楼梦》？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理想主义、世界主义和后人道主义固然可爱，但并不都切合实际。 与此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让位于”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穆时英、废名等。何也？这中间除了传统阶级意识、国家意识的“淡化”，经典边际的模糊、认知方式的变化，以及市场（资本）的作用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由。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指向二元论的解构，最终为去中心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了理论或学理基础。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之间选择后者。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在于时代，尤其是建立苏维埃的诉求为列宁重新审视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提供了新的维度。于是，国家的阶级利益发生了变化。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国家意志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国家意识也便包含并超越了阶级意识，成为更加宽泛的价值观了。因此，当代美国主流学界冷落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可以理解，而我们紧随其后、欲罢不能地无视和轻慢后者就令人不明就里了。同时，鲁郭茅、巴老曹或张徐周、林穆废的彼落此起或许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林林总总的下半身写作的风行、走俏当可说明这一点。这其中市场价值取代国家意识的例子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国家意志有阶级属性、有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今，国家和阶级尚未消亡，强调国家意识并未过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彰显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家意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凸显并指向最大公约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