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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之累 男性作家和评论者赏识李清照的词，却不能回避她的晚节是非问题。如此，则“作为女性作家典范”的李清照与“没有操守”的李清照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艾著323页），也就有了后人对李氏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接受时出现的两难选择。 对其词作的接受，主要是指对李清照小词的解读。艾著认为现存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传性的解读。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解读，仿佛认定李氏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反映了词人的私人情境（艾著169页）。因李清照词真伪杂陈，解读中就会出现以下现象：一旦被认为是原作，就会被套用李氏生平，很可能被系年，用来重构词人的身世（艾著87页）；一旦被鉴定是李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平庸；一旦被署上李氏的名姓，疑作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陈词滥调也被注入了新的光彩和感召力。凡此种种，是以伪历史或传记体的阅读方式来理解作品，把李氏词看成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词人自己的所思所感（艾著308页）。更有甚者，词人的身世也可能被相应地篡改，而且这类“修改”在李清照身上并不少见（艾著314页）。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中，其中或有出于标新立异等目的而强作解人。 对其形象的接受，则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艾著认为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并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其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投合了男性的审美观，他们通过编选李氏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文人还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加复杂精细。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氏的全集在南宋选家重建自己心中的词人形象之后可能就散佚了，于是选家们建构出的李氏形象，实际上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艾著182页）。李清照在南宋时被视为晚节有失，历元明清以至近现代，在学者中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在否定一方成为主流观点时，要把李清照这样的女子纳入男性文人圈，就得对之美化与净化，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就会有重塑李氏形象的事发生，如晚清方志中，李清照传从“文苑”移至“列女”（艾著226页），“列女”部分记载当地的女性道德英雄，李清照的形象显然就是被改造过的形象。 不论是小词的解读，还是形象的重塑，艾著指出了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研究与解读中存在的种种不是，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艾著在研究李清照中，引入女性主义，借此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挑战李清照的传统解读模式，针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其人其文，使这部著作充满亮点。由于李清照的生平资料匮乏，存在着对前人的记载又有不能坐实的困惑，其中存在着的矛盾心理是难以消除的。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而李清照为格非女。陈世隆，字彦高，书前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岀。《宋诗拾遗》藏南京图书馆，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近八百，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不少诗作仅见于此书，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也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当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为其女李清照沿用，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如果李格非确实曾号易安居士，那么署名李易安的部分小词以及《词论》作者等的归属就成了问题，解读的困惑仍会继续，当然这并不妨碍李清照成为才女的事实。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