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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学”发端于萧该，至曹宪正式建立，其后有许淹、李善、公孙罗、陆善经、五臣等，各有著作，而以李善为集大成者。李善《文选注》继承了前代经典注释的传统并开拓创新，而其最重要之特色与风貌则在于“弋钓书部”（《上文选注表》），即引书之繁富。笔者近年来从事李善注引书的研究工作，以尤袤本《文选》为工作本，参考其他诸本如集注本、北宋本、奎章阁本等，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统计出李善注引书共1969家，其中经部231家，史部355家，子部190家，集部1158家，佛道典籍33家，无主名者2家。由此可看出李善之博学洽闻，令人惊叹。《新唐书·李邕传》云李善“淹贯古今”，时人号为“书簏”，良有以也。 李善注的引书来源 李善注征引文献近2000种（集部引书多为单篇作品），其中不乏大部头的著作，且多有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及后来之两《唐志》者，因其数量较多，应非失载。陈尚君在谈到他的知识与学术源泉时说：“当然，也有如神明般守护我的书架，引领我学术航路的宝书。”（《我的神明书架》）这不禁启发我们去追问，李善为《文选》作注，他又有着一个怎样神明般的书架，以保证他完成这样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呢？通过考察，可以推想，李善的书架上摆放的主要应有以下几类典籍。 第一类典籍是集注、集解类文献。笔者在考察李善注所引《论语》类文献时，通过核对全部引文，结合何晏《论语集解》与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发现李善注所引《论语》之八家汉魏古注中，只有郑玄注或部分郑玄注出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其余全部出自《论语集解》。而杨子云《甘泉赋》作者注中，李善在自述体例时则明确说明了对《文选》相关作品旧有集注的采用：“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佗皆类此。”此赋之注，“善曰”之前皆为《汉书》诸注之说，则其所用集注应为《汉书集注》，《文选》中其他出自《汉书》的作品亦应如此。但李善注引《汉书》诸注，遍及全书，非必出自《汉书》之文章。这些注释是否出自《汉书集注》，王重民《敦煌古籍敘录》以为李善注所引诸家《汉书注》，系采自蔡谟《汉书集解》，但未进行具体论证。徐建委《唐以前集注的便捷之途——以〈汉书注〉、〈文选注〉为例》一文，通过对《汉书》注疏史与李善注引《汉书》注的考察，认为李善对《汉书》诸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主要来自蔡谟《汉书》注本，进而论定李善注引书多用集注本。 蔡谟《汉书集解》及其以前的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集解音义》久已亡佚，李善注所采《汉书》诸注是否就是蔡书，由于文献不足，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而且李善精于《汉书》，其引用《汉书》诸注的情况恐怕较为复杂，但其采用了集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不过采用集注、集解类文献并非李善注引书的普遍现象，比较典型的只有《汉书》《论语》诸注等，还不能说多用集注本。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前人注释的注疏，不能理解为集注本，数量也不多。 第二类典籍是旧注。李善书架上的旧注，包括两方面的著作，一是《文选》旧注，即李善之前的诸家《文选》注释，如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等。二是《文选》所收相关作品之旧注。后者也是李善在自述体例时明确说明的，张平子《西京赋》正文前“薛综注”下李善注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共采相关作品的旧注20余家，如《楚辞》王逸注、《二京赋》薛综注、《演连珠》刘孝标注等。同时，对于这些旧注中所保存的文献，李善也是充分利用的。如曹子建《七启》李善注引书有《九师道训》，但并非引自原书，而是转引自张平子《思玄赋》之旧注。 第三类典籍是类书。类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献材料，无论古今，都是重要的工具书。李善为《文选》作注，也应该大量采用了类书中的文献。日本学者冈村繁《文选之研究》以敦煌出土的唐钞《文选》李善注残卷与今通行本对照，从对纬书的引用看李善注中典故指证的补充过程，认为李善在为《文选》作注的最初阶段，充分利用了当时一些代表性类书，如《修文殿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以此为基础，并随着对各种古典作品阅读的扩展深入，又对原先注解中的空白逐渐加以填补。另外，笔者曾有专文考察李善注所引《田俅子》一书，此书亡于梁、隋之间，除李善注外，其佚文保存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稽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类书或具有类书性质的著作中，皆记上古帝王之祥瑞，然据《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所载田鸠（田俅子）之言论，其内容不止于此。则李善所引很可能是采自类书祥瑞类所采之《田俅子》。 第四类是重要的经、史、子部典籍，集部的《楚辞》以及别集类文献。李善注引书的大部分内容还应是引自典籍原书的，所以一些重要的、习见的典籍，肯定可以在李善的书架上找到。李善对这些典籍，既有直接的引用，也有转引其中所采文献的情况。如李善注引书有《逸论语》，经笔者考证，实转引自许慎《说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