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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注的学术影响 通过上面简单的梳理，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李善书架上的藏书与其《文选注》引书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他所征引的很多典籍之原书并不在其书架上。这其实就是李善注引书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李善注引文并非皆来自原书，其来源包括引书原书、类书、旧注、集注等，而其所引众多集部诗文作品多应出于总集、别集类文献。由此看来，李善注引书的数量恐怕要大大“缩水”，李善的博学程度似乎也要重新予以评估，他在学术史上的形象不再那样高大了。但问题不能这样看，原因如下。 第一，李善注引用典籍，不是简单地抄材料、掉书袋，其学术成就与地位，主要不是体现在引书数量的巨大上。刘跃进说：“李善注《文选》，是一次集校集释工作。他汇总了此前有关《文选》研究的成果，包括各家史传注释，择善而从，又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当时名著。”（《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从《文选》文本出发，判断并找到相关联的文献，要以博览群书和博闻强识为前提。而对于找到的材料，还存在一个选择、剪裁的问题，这更需要学术眼光与功力。即使是采用相对快捷的途径进行注释，未必就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和完善。 第二，利用旧注、集注、类书等文献恰恰是经典注释的重要且必要的途径。陈尚君说：“许多学者都喜欢故作高深，似乎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何曾利用工具书？其实有成就的学者都离不开工具书，甚至自编工具书。在我则多年来坚持购备各类文史工具书，自己也编过。金针度人也自度，学问其实不复杂。”（《我的神明书架》）利用工具书或工具书性质的文献，既能够方便快捷、事半功倍，又能够挖掘到有价值的文献，因为很多典籍已经亡佚了，但其内容会保存到工具书及相关的文献当中。李善为《文选》作注，面对的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旧注、集注、类书等文献，他是不得不用，非用不可，不仅不应受到指摘，反而是其高明之处的体现。 要之，虽然李善注实际引书并不像我们统计的数量那样壮观，但仍当得起“敷析渊洽”（《新唐书·李邕传》）的评语，其学术地位并未打折扣。而且，采用集注、旧注等文献的情况，李善皆已注明，并未掠美与掩盖基本的事实。但对我们的学术研究而言，所牵涉的问题亦即李善注引书来源问题却不容忽视，它是研究李善注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些“《文选》学”研究工作的起点，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李善注引书自身的认识与把握，也涉及先唐学术史、文献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的考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术界对于李善注引书的传统看法，厘清一些错误的认知，从而有利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把握与解决。同时，这种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思维，加深对征引范式下先唐古注及其生成模式的认识，甚至解决一些学术史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史视阈下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16BZW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