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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在选择坚守还是寻求突破中颇为摇摆不定。换言之，究竟是站在当下、立足乡土，还是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场域，寻求更为广阔的个人空间，成了许多民族作家首先面临的现实选择；也是一些民族作家反复调整创作姿态，却仍然无法找到自身立场和发展策略之尴尬所在。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谱系。这个谱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之间如何兼容，是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把作品的受众对准本民族，其作品的影响范围势必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内，失去更为广阔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而如果从本民族的文化中跳出来，抹去民族底色和背景，在形式与内容上淡化本民族，甚至与本民族割裂，失去与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实质性联系，虽然可能打开普通读者习惯性的接受通道，作品的特色和优势也将因之失去。 毋庸讳言，和汉语言文学的主导地位相比，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化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在文学上，中心与边缘并没有截然的分野，边缘并不意味着弱势，中心也不意味着强悍。对于作家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偏远一隅或许永远处于边缘的位置，却并不妨碍它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这是文学的特性，也是文学的伦理。放眼世界，相对于欧美白人而言，非洲黑人和拉丁美洲民族在政治、经济中显然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他们的文学与欧美白人文学相比毫不逊色。不过，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认识到文学的这种内在支配规则和生态规律，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在文学的土壤里耕耘多年之后，走向自己熟悉的园地，用柔软的笔触绽放坚韧的生命之光，展示文学的强大魅力。于是，一些作家，甚至是颇有成就的作家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原点，义无反顾地走向视觉熟悉却与心灵隔膜的暧昧地带，踟蹰于不知所以的迷茫之中。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余华的《兄弟》、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秧歌》和《小团圆》等。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出色作家都把乡村当作他们的精神原点和心灵田园，鲁迅一写作就是回到江南小镇，莫言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在山东高密。唯独张爱玲是个异数，她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到位而传神，叙述的针脚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和咖啡吧随意游走，似乎不经意间就缝制出绚丽华彩的文学图案，但是离开了都市，张爱玲的叙述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无节制的泥泞之中。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中心和边缘、民族和国家主题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精神抵牾。湘西作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从湘西走出来的土家族作家彭学明，他以《湘西女人》《祖先歌舞》和《娘》等湘西为题材的散文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鲜明的地域标签说明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也成为他人指陈其题材单一的口实，因此作家容易产生挑战其他写作领域（例如《雅安》等）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作家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并不成功。 因而，在书写原乡时，民族作家需要展现自己的创作优势。彭学明无论表现湘西的山、水、女人、风俗，都能写得独到而神韵十足，但他的笔触一旦离开湘西，灵性也随之消失，对彭学明而言，这是一种警醒。因为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毕竟不多，而且沈从文的两套笔墨之间也是不平衡的，沈从文的标志性意义仍然是以湘西为精神背景的作品，无论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边城》《长河》，还是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湘西》《湘行散记》都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自留地”，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都是作家的精神之乡。所以，原乡乃是作家精神上的原点。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精神庇护所，这是民族文学作家精神立场的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