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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外部生态中最重要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如何认识，多年来争论不休。有主张“文学从属政治”说，也有主张“文学与政治互不隶属”说。如果把这种关系放到广阔的历史时空去进行比较和分析，也许能够从中得出更全面的认识，更正确的结论。 文学与政治并非从属关系 要弄清文学与政治的生态关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治。人们平常所说的“政治”，实际上包含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等几个层面。政治与经济、文化相区别，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从产生阶级社会，政治就表现为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正是基于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阶层关系。当人类社会还没有出现阶级以前或当阶级已不再存在之后，政治的阶级斗争性质自然也不会存在。那种情况下，管理社会的功能便更加凸现。其中，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恐怕仍然是政治关注的重心。 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前文学时代里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就是文学的雏形。它们在远古时代或许已有审美作用，但更首要的作用却在于传授原始人对世界的观念和认识、传授关于氏族诞生与发展的历史知识，沟通彼此的思想情感，从而使原始人群产生某种心理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这对于提升本氏族的力量去从事狩猎、采集果实和战胜自己的敌人是极为必要的。古代的氏族酋长往往又兼巫祝，在祭祀仪式中，他们正是利用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来达到以上的目的，并且也借此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可见在文学的萌芽形态中，于娱人之外，正有一种政治的作用。孔子论诗的作用就有“兴、观、群、怨”之说。这个“群”就与凝聚力、团结力有关。孔子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更具体论到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要求文学为具体的政治操作服务了。《诗序》论《诗经》中的《国风》时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就是说统治者要利用诗歌去教化人民，而人民也要用诗歌去讽刺、批评统治者。讲的也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许多君主和作家都认识到的。所以曹丕的《典论·论文》才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论断；白居易才有“惟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的努力。但即使在古代，也不是每种文学作品都与政治有关。比如最古的我国诗歌之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写的就是原始人打猎的生活。再如民歌中的许多情歌，也多数只是歌唱男女的爱情。还有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像李白的《观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作品实在没什么政治内容，也不是为什么特定的政治服务的。 今天文学已经大发展，成为种类、体裁繁多，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家族、大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政治与文学自然属于不同的分系统，其结构和要素、价值与功能都不相同。但与政治关系密切并可能和曾经为政治有力地服务的文学作品又历代多见，如政治抒情诗、政治小说和政治戏剧以及关涉政治现实的报告文学、杂文等。像《诗经》中的《硕鼠》控诉奴隶主的剥削，《黄鸟》抗议奴隶社会存在的殉葬制度。像屈原的《离骚》既不满楚王的昏庸，又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的《史记》虽为帝王将相立传，却寓有褒贬与讽刺；像关汉卿的《窦娥冤》为窦娥鸣不平，像《水浒传》之写梁山好汉的聚义与降败，像鲁迅的如匕首与投枪般的杂文，等等，都有政治内容，并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这说明有许多文学作品确实可以为政治服务或起到为一定政治服务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大多数作家被卷入政治斗争，无不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乃势所难免。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段话即使未必能涵盖当时世界上的全部文艺作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确实是涵盖了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情况的。而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缓和、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与政治无关，也不为什么特定政治服务的作家作品增多了，这也合乎历史的规律。比如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就是如此。 今天看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偏颇是明显的。因为作为普遍性的原理，它毕竟难以概括和阐释历史上的全部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来说，确实害多利少。首先，它既然要求一切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必然就要排斥与政治无关、不能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广阔的题材和主题，从而也不利于文艺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正是社会主义文艺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审美需要所必需的。其次，它也不利于团结和调动广大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乃至于使他们因创作了与政治无关或批评了一定政治的作品而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再次，它为不懂文艺的政治工作人员提供了对文艺进行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不但要求作家都配合具体的政治任务，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邓小平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文艺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应该说，这是符合文艺规律，有利于创造使文艺繁荣的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