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器斋诗钞——回文诗词三百首》 叶国传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 回文诗最早见于晋代，“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也”（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经唐而宋，渐趋兴盛。回文诗的特点和优势来自中国文字和语言本身，反过来又能充分地表现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特点和优势，即独体、单音、多义，包括词性的活用、语序决定词义和语义的变化等，达到反复咏叹、增益情思的效果。无论如何，文字词章的巧妙组合与多样变化是回文诗的亮点和看点，尤以前秦苏惠《璇玑图》堪称登峰造极。后世随格律的出现和普及，回文诗的平仄、用韵趋于格律化，历代作者甚多，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汤显祖等均有作传世。 但优点的背后便是缺陷。与其他修辞手法和体裁相比，回文诗更易发生工具化现象及“因辞害意”的后果。任何技巧的运用及难度的上升，只应成为诗意往复绵延、情意回环咏叹的工具，不可成为真情实感、自然浑成的阻碍，否则，只会损伤甚至违背“情动而辞发”（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原理，远离诗和文学性的本身。若不幸至此，那么无论作为修辞还是作为诗歌，回文都会失去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总之，回文与诗，犹如奇花异果与大树的关系，是后者孕育和滋养了前者而不是相反。回文诗,“回文”是方法和过程，“诗”才是目的。 略观古典回文诗作精品，其题材大都为写景和抒情，尤多闺怨、爱情、亲情等。可能回文诗在早期及此后的演变中，以女性诗人为多，她们尽管受到良好教育，但因社会地位、生活阅历的限制，题材上的局限不可避免。更局限的是，从出于女性之手的经典回文诗看，其接受对象往往是特定的，据传苏惠作《璇玑图》，见别人不明其妙而笑言“除我的家人，谁也不明白个中三昧”。传说中秦少游和苏小妹的回文诗，也是如此。狭窄的创作初衷加上女性的思维特点，决定了创作手法的绵密细致，格调的阴柔灵巧，这种单纯抑或单调的风格，逐渐成为定式，引导和塑造了后世的创作格局。男性诗人的题材尽管向游戏、酬答、题咏拓展，比如萧纲《咏雪》、朱熹《菩萨蛮 呈秀野》、苏轼《题织锦图回文》《菩萨蛮 闲情》、黄庭坚《西江月 用僧惠洪韵》等，却也仅此而已，偶作纤细儿女之态，乏于深沉人文之思。人们之所以选择回文诗来作，目的多是先以形式引起特定对象的注意，然后才以内容博得特定对象的肯定，这便决定了形式之美领先于内容之美，往往导致形式决定内容、大于内容的情况，通常现象便是反读的效果远不如正读，或正读的效果远不如反读，有时不但不能相映相辅，反而互相拆台，产生了“1+1<2”的吃力不讨好的效果（既然是回文诗，就应以两首而不是一首的标准作为审美对象）。总之，回文诗从平仄、韵脚到意象、意境的要求都很高，难度大、限制多，尽管代有名家所为，却并非他们的上乘之作，历代名诗中很少有回文诗的地位。由此可见，文学艺术的技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助长文学性的发挥，也能抑制文学性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艺术家在圆熟地掌握了技巧后，自觉地褪尽铅华、回归质朴的原因。因此，对于回文诗的传统，其强项和精华需要发扬，其弱点和瓶颈需要破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