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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本质主义论争的理论反思 近一时期文艺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也许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传统文艺学在“后文学”时代遇到的困境和挑战有关，与文艺学界在这种挑战面前努力寻求突破的理论焦虑有关，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转型重建的价值选择有关。那么，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思潮究竟是怎样兴起的？它究竟是什么与为什么？这场论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也许正是这场论争归于相对平静之后我们应当理性反思的。 首先，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思潮兴起的原因是什么？理论界或许有各种不同的认识看法，不过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外部原因方面来看，主要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伊格尔顿在其著作中一再描述后现代思想观念的特点，除上文引述外，在近年推出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他又指出：“‘后现代主义’，我认为，粗率地说，意味着拒绝接受下列观点的当代思想运动：整体、普遍价值观念、宏大的历史叙述、人类生存的坚实基础以及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它怀疑真理、一致性和进步，反对它所认为的精英主义，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赞扬多元化、不连续性以及异质性。”(22)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西方的“后理论”转向，即转向伊格尔顿所说的反理论主义，其内涵之一便是所谓反本质主义。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带来了所谓文化研究转向，即从对文学本身问题的研究，转向开放性的文化问题的研究。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与文化研究转向中对文学问题的泛化和悬置是恰相呼应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一些思想观念，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兴趣和追捧，并且也成为一些反本质主义论者重要的理论资源。实际上一些持守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学者对此并不讳言，在当今更加多元开放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外来思想观念的影响显然不可低估。其二，从现实因素方面来看，也许可以说是反映了当今“后文学”时代的一种理论困境。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兴起，文学不断走向开放性多元化的泛化发展，面对这种文学现实，当代文论界普遍表现出某种理论焦虑与困惑，沿用以往的理论观念和模式，已经难以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阐释和回答。于是，一些学者便由此转向对这种理论观念和模式本身的怀疑，以为一切关于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性问题的探究，都难免陷入本质主义的误区，因而都是不合时宜的。而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观念，正好为这种“后文学”时代的理论突围提供了依据。其三，再从当代文艺学自身方面来看，正如陶东风等学者在进行学科反思时所指出的那样，以往的文艺学理论建构中，的确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比如过于强调文学的某种普遍规律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和多样性，或者过于以某种社会意识形态观念主宰文学理论话语，缺乏现实的应变阐释能力，因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理论弊端和局限性，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无疑就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表现。而反本质主义作为对这种理论弊端的逆反与反拨，甚或还是对某种意识形态威权力量支配文学理论话语的一种抵制与抗争，它的兴起显然有其内在的某种必然性。 其次，反本质主义是什么？对此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反本质主义并不构成为一种理论形态，因为它不是建构性的理论，它没有自身理论建构的基点，因此它不可能形成某种理论形态。除此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从讨论情况看，大致有以下三种含义。其一，表现为一种理论立场和态度，即根源于对以往文艺学理论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不满，从而以反本质主义的姿态，表明其对以往理论的反叛性、批判性、反思性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多数主张或者认同反本质主义的学者来说，恐怕主要是这样一种含义。其二，不只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更是一种理论策略，即通过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策略，以求达到新的理论建构的目的。比如陶东风有时否认自己是反本质主义者，有时又承认自己是反本质主义者。(23)其实他的本意在于，提出反本质主义的命题，并不是真的要否定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而是试图以此打破既已形成的某些文艺学体系的一统格局，彻底解构其理论范式，随之而来，则是要极力推出他的“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取而代之。同样，南帆等人的反本质主义也是这样一种策略，他曾说得明白：“关系主义只不过力图处理本质主义遗留的难题而已……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24)这就是说，反本质主义无非是要清理文艺学这块田地里的本质主义遗留物，为推出新的理论清除障碍和开辟道路，以利于他所倡导的“关系主义”理论在这块田地里重新生长。这种以反本质主义的解构开道以求实现新的理论建构的策略不言而喻。其三，把反本质主义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理论方法。比如，童庆炳就明确提出把“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理论形态。在他看来，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上的极端化和绝对化，那么反本质主义所针对的当然也是思维方式问题，所以他表示，“我们赞成的是反本质主义求解问题的方式和超越精神，即不能把事物和问题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并且要有不断进取精神，超越现成之论，走创新之路。”(25)也有学者认为：“反本质主义只能是方法、手段或过程，而不是目的，不是结果。”(26)“我们只有把反本质主义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并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脉络里来详加审视才能真正明白其重大意义。”(27)由此可见，对于反本质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各有不同的认识理解，可能未必那样容易形成理论共识，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各种不同角度的认识理解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再次，对于这场论争的意义，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文艺学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已持续多时，现在看来并没有也不太可能形成什么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论争没有意义。在笔者看来，它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这种论争增强了当代文艺学的批判反思性。应当说，批判反思性是理论创造的基本品格之一，如果缺少这种品格就难以有真正的理论创新。有学者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理论大师都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也许正是着眼于他们的这种怀疑和批判反思精神。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创新发展，也是在这种怀疑和批判反思中不断推进的。不过问题在于，对于前人的理论进行怀疑批判可能比较容易，而对于当代建构的理论学说进行批判反思则可能比较难。与以往主要着眼于某些理论观念和方法的批判反思有所不同，反本质主义者试图从根本上对当代文艺学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进行质疑，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但不管怎样，通过这场论争刺激和搅动一下，引起当今文艺学界的自觉反思，应当说还是很有好处的。二是通过这种论争引起我们对于解构性理论立场的必要反思。就反本质主义的本意和实质而言，它显然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指向，在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解构性无疑是必要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不破不立，没有解构也就没有建构，这不言而喻。然而问题在于，理论解构应当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可以是一种策略、一种方法，但解构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应当导致对一切文学本质理论的怀疑和否定，更不应当导致对一切关于文学本质探讨的愿望及其可能性的怀疑和否定。如果把反本质主义理解为一种颠覆性的解构，那就将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走向绝对化的怀疑主义、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那就任何理论创造都无从谈起。从这场论争的情况来看，某些反本质主义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偏向，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界应有的关注和警惕。对这种解构性思维方式的反思本身，也应当是深化理论认识的必要前提。三是通过这种论争也增强和激发了理论建构的自觉性。如果说我们既无法回避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存在着的本质主义嫌疑与弊端，又难以接受反本质主义对文学本质论的彻底颠覆，那么，我们所应当做出的选择，便是面对现实重新寻求理论建构，既力求克服本质主义的弊端，同时也回应反本质主义的挑战。从建构性的理论立场来看，在经过了这场反本质主义的论争反思之后，理应更加增强理论的自觉性，包括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自觉。当我们重新思考探索一些文学问题和建构某些理论学说时，就应当更加切近对文学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认识，更加意识到这种建构的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关系，更加意识到这种建构的理论限度和适用性(适用对象与范围)的问题，从而避免像过去那样把某些理论观点随便说成是文学的“基本原理”或“普遍规律”，以免重新陷入本质主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误区。倘若如此，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批判反思性的意义，而是更具有一种促进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