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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诗内容与题材上，新诗创作者多把目光投向现代生活。施蛰存主张诗人的情感要来自当下生活实际，包括汇集大船的港湾、爵士乐、摩天楼等。他的理解更带有未来主义的理论色彩。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刊登了章锡琛翻译的《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后有郭沫若《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对《未来主义宣言》的节译、江思译的《马里奈蒂访问记》和张西曼译的《高尔基论未来主义》等。郭沫若在节译《未来主义宣言》后，又加上了自己的评判，认为未来主义“没有人生的批评，没有价值的创造，没有作家的个性”。因此，中国新诗并没有从未来主义诗论中吸收太多内容与题材方面的见解，而是迅速走向了抗战文学的潮流，对飞机、大楼等选材产生了质疑。孙作云曾与施蛰存唱反调，认为现代派诗歌“很难找出描写都市，描写机械文明的作品”，孙席珍对“意象派宣言”的翻译也加上了一句“拙劣地描写飞机和汽车，算不得好艺术”。左翼文学的兴起使得新诗在内容和题材方面一反之前对意象派等西方现代诗派理论的依附，连深受象征派诗论影响的穆木天也在后期否认了其内容和题材，直到新时期以后，新诗创作者才重新开始学习和应用象征主义、现代派等诗论。 在新诗的精神方面，意象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论的翻译主动过滤了这些派别中过于悲观和消极的表述，从而为中国新诗的精神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新诗作品中较少有对情色的赞美，也较少悲观厌世的情绪，而是有着向上的精神和力量。新时期以后的新诗创作，戏剧性地重新拾起了曾被过滤掉的“世纪末情绪”，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中有不少悲观的情感元素。这并不意味着新诗精神的倒退。 （作者：徐臻 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