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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整体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只有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虚拟”和“再生”的地方景象或拟象才能够超越原型和现实表象而具有持久震撼的力量。由此我们会发现很多云南青年诗人在诗歌中构筑着一个个出生地，在不断命名和复现一个个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的精神坐标。而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而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使得写作者面临重重考验——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就变得重要而棘手。这甚至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出处以及情感和伦理底线。 诗人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但是自新世纪以来“个人”几乎取代了其他言说的可能，诗歌在承担了个人趣味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承载其他的质素？这都给我们反观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出了问题。 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精神事件。有的诗人是柔软、深情的，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有的是修辞的高手和智性的探险者；也有一部分诗人在面对时代庞然大物时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在诗歌的切入角度和题材处理上，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迎面撞击或者迂回闪避，诗人都需要在“要害处”说出真实不虚的语词——这建立起来的才是可靠之诗。由此，我想到了芒原的《黄昏里的果园》：“枝，叶，鸟，暮色，欲静未止/我独自一人，坐在万千木叶下//黄昏的果园，再也没有熟悉的脚步了/三年前，父亲因为脑梗，没有了种地的力气//可我还是热爱这里，爱着它的小：/小小的花香，小小的血肉，小小的人间气息//甚至，小到风涌过果园/我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是不是//父亲。没有人——而卡在喉咙的二字/僵直得，再也咽不回去”。这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经由语言的真实所建构起来的日常化和戏剧性的精神事件更具有一种持久的及物性。这是细节、场景、时间和个体存在之诗的对话与盘诘，是相互摩擦和砥砺的结果。平庸意义上的“好诗”太多了，而那些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诗却是乏见的——也许这些诗本身存在着缺陷——有缺陷的具有重要性的诗。 在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的则少之又少。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偶然性的现场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个体的精神事件则是写作者的基本道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诗人必须具备观照日常事物的能力，而这一观照能力还不只是留意和观察，而应该是驻足，然后蹲下身来耐心察看、抚摸、翻检，而最终呈现在文字中的物象已转换成心象。反之，就沦为了临摹、仿真、套用、比附、硬性的二手货色。诗人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是日常事物的“凝视者”，也是能够抽身离去的“旁观者”“疏离者”。正是在这种介入而又疏离的张力角度中诗人才有可能最为真实地凸现皱褶深处的本相。正像当年奥登所言的，一个焦虑的时代已经降临。 诗人更像是一个地方的观察者和考古工作者，他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这些关乎个人日常性的诗歌，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应该耽溺于琐屑的日常。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唐果、杨碧薇、艾傈木诺、红布条、温酒的丫头等青年女性的诗歌，她们的诗歌气质和精神方式是冷暖交织的，可以迎向阳光，也能够在隐忍中面对阴郁和疼痛。她们把自己处于安静或者动荡的位置，有时在阁楼上自我取暖，有时又在日常情境中白日梦式地精神游荡。 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勘察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更为重要。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折返。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诗歌最终只能是“内部的工作”——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如果说诗歌写作有什么胜利可言的话，那也只能是诗歌自身的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