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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古籍整理 尽管大众对古籍整理的认知有待普及，从事古籍整理也难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徐俊发现，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介入古籍整理。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是知名的历史学者。近些年，在撰写论文、专著的同时，他也负责着点校本《晋书》的修订任务，而且还主动进行北朝墓志、《十六国春秋》等基础典籍的整理工作。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新峰，刚刚完成明代史料《纪事录》的笺证，就着手整理明代笔记《万历野获编》。 “文史研究到了一定深度，就会发现很多基本典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或者根本没有整理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新、李新峰等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开始了古籍整理工作。”徐俊说，这些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往往不满足于一般的标点、校勘，而是要做深度的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可以视为一个典型。这部书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缀合、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含量。” 学者为了学术而进入古籍整理领域，而出版社也希望通过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引领学术的发展。 “古籍整理出版，不仅是出版那些没有整理过的古籍，也不仅是简单地跟着学术热点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领学术的作用。就像《甲骨文合集》推动甲骨文研究发展一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会让很多学者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徐俊认为，应该通过学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让传统文化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和深入。 怀揣“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 古籍出版引领学术的责任，无疑落在了古籍编辑的肩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对古籍编辑的奖掖，颇具深意。 虽然只与林日波见过一次面，但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金良年对这位青年编辑印象深刻。 “我写过一本古籍译注类的普及读物，此前已在某著名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凤凰出版社通过协商获得其主要部分的再版权，担任责编的就是当时入行未久的林日波。不久，他给我写信提出审读中发现的几个引用资料讹误。”根据林日波的来信，金良年重新核对了资料，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虽然问题不多，但假如不是一一核对资料，是断然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责编一本著名出版社已经加工过的重版书，还能一丝不苟地再度编辑加工，这使我对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小编’刮目相看。” 对于同事俞国林，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有着更为近距离的观察：在承担《顾颉刚全集》《全元诗》等重点或繁难项目之外，俞国林还亲自策划“近现代学人年谱长编”“近现代人物日记”等丛书，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其所编辑的《孟森著作集》《朱希祖文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提出了近现代著名学者“著作集”的概念，广受认可。 “一个古籍编辑，如果自己没做过古籍整理，就没有体察，不知深浅，拿捏不好分寸。俞国林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版了《吕留良全集》《吕留良诗笺释》等著作，并且参与制定‘古籍整理规范’的行业标准。”顾青说，俞国林在编辑、策划、整理、制定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绩，称得上一位称职的古籍编辑。 保持着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怀揣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林日波继续享受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俞国林常想起多年前一位长者送给他的那副对联“弘扬古学非难事，重振中华赖后生”，筹划着一个2000万字的古籍整理项目。 俞国林在颁奖典礼上宣布：为表达对宋云彬先生之敬重与对宋家人之敬佩，以个人名义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捐赠十万元。这是他此次获奖的全部奖金。 （本报记者 杜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