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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它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可能性之一，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选译的标准。 可能性之二，读者在接受翻译诗歌时，采取什么样的标准。 可能性之三，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诗到底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还是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保留的那一部分？ 树才：在分析诗歌翻译可能性的时候，一首诗的语言、物质性层面是可讨论的，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能由着译者的性子来。任何创造性发挥实际上都隐秘受制于原文，原作者即使是缺席的，但是永远像幽灵一样跟随译者，所以也决定了一首诗翻译过程的无限多样性，这个无限多样性是弗罗斯特讲了失去的那一部分，但是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 汪剑钊：弗罗斯特关于诗歌翻译的表述只是极端表述，并非真理。因为事实证明另外一种语言里的伟大诗歌被知悉并非不可能。但丁、荷马、莎士比亚，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不是通过意大利文、英文或者希腊语，而是通过翻译读到的。这些诗人能够被接受，还是因为由翻译形成的广泛传播，翻译并没有减弱他们的伟大声名。 张清华：伟大诗篇必须是总体性的诗歌。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永恒性，一个当下性。诗歌的总体性意味着是在说一切的诗歌，是在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经典伟大诗篇的总和，或者关于诗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标准，所有伟大文本的总和。我们每个人写作的时候应该面向神圣的东西，同时要指向他存在的当下性。每一个诗歌写作者，都应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认为极端写作成为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一种末流，总是想通过极端化、行为化、偏执化写作获得有效性，获得影响力，但是真正的先锋精神植根于诗歌的伟大传统。今天富有精神性、思想高度和艺术难度的先锋精神日益稀薄。 董强：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很难定义。相对而言，小说和绘画的标准明确，而诗歌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或者当代性，难以把握和定义。从诗歌的主体性来说，很难以人定诗，很多知名度并不高的诗人的作品写的非常好，并不逊色于某些大诗人、知名度很高的诗人。这一点也为译者选译的时候制造了难度。 赵四：从语言的角度评价一首好诗，应该反对口语化和散文化。诗人倾向于称自己写作是口语写作，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它不是未经改造的口语，这种文学化的口语应该视为智慧语言。现代诗歌语言应该警惕散文化表达，如同瓦雷里评价波特莱尔诗歌时所说“波特莱尔诗歌把法语诗歌从三百年只有散文而没有诗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所以创作诗歌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李少君：有两类翻译诗歌会让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印象，一类是现场感、画面感、图象感比较强的诗歌。比如米沃什《礼物》中的“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西方翻译者青睐唐诗，也是因为唐诗表现了诗人在大地上的场景，现场感极强，容易翻译成图画一样的场景，易于接受。另一类是那些表达普遍理念和意义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经验的作品，就相对比较难被他国读者所接受。比如兰波的诗歌，其中神秘、超越的一面，很难被翻译。以杜诗为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好译，但“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难译，诗中有一种神秘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极难译出。 欧阳江河：诗歌翻译中当译者取代了作者，主体性的替换带来诗歌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差异，意义的传递有可能被修改。有可能变得更精确优雅，但也有可能变得欠缺。这个欠缺可能是自然的欠缺、生命的欠缺，是发生学和思想史、文化本身的差异和欠缺。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元取代了黄金金本位的地位。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歌唱是纸票，美元取代了黄金，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必须兑换成英镑、美元。针对这种现象，在世界诗歌翻译全球性转化过程中，翻译意味着什么？意义意味着什么？价值意味着什么？东方在被翻译过程中，在全球价值兑换中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种是以韩国诗人高银为代表的消减性的自我升华，意味着东方的想象的复杂性缺席，东方被想象成禅宗的，泯灭自我的。但如此处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丰富的庄子、楚辞缺席了。一种是相反方向的泯灭自我，就是越来越复杂，不停生成，不停繁殖，像病毒变化。还有一种途径的缺席，即声音和听的缺席。诗歌的翻译就是从声音转化为图象，从可以听可以说，转化到可以看的过程，意象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张桃洲：要从正面角度看欧化。现代汉语发展历程中，欧化作为一种重要现象是无可回避的、无可否认的。早期傅斯年、胡适、王力、朱自清以及周作人、鲁迅等等新文学、新语言开拓者都对欧化持有比较支持的、欢迎的态度。反对欧化者有的持狭隘民族主义态度，认为欧化有可能会改变我们所谓民族的特性，特别是我们民族语言的特性。有的则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反对欧化，认为欧化是过于学院化和知识分子气的语言，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新文学诞生之初，姿态是大众主义的，但是运行过程是精英主义的，由精英主义所导致的欧化现象，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在汉语里找到它的准确定位，消除负面影响。从我们百年诗歌发展史来看，更需要“欧化”这样的陌生力量激发自身语言生长性和潜能。如黄灿然所言“孜孜不倦阅读汉译外国诗，寻求的正是译文中那股把汉语逼出火花的陌生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