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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一个偶然的原因，孙老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论争，从此开始在文本解读领域开疆扩土，纵横驰骋。他兼任《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等多家期刊的特约编委或顾问。他的头衔并非挂名，而是亲自操刀开设专栏，撰写了四百多篇经典作品解读。结集出版的专著有《名作细读》《月迷津渡》《经典小说解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他还不满足于微观的个案分析，在昭示西方文论对文本解读无能的同时，从理论与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撰写了《文学文本解读学》，以期实现文本解读的可操作性、有效性。文本解读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读过孙老师文章的语文老师恐怕都不好意思“混”下去。 在行色匆匆的浮躁年代，想静下心阅读厚厚的理论专著或许是个“痛苦”的选择，那么读读孙老师的幽默散文则可享受开心一刻的阅读快感。相较于学术专著，孙老师的散文则是另一番大家风格，展示的是他率真、浪漫、幽默和可爱的一面。孙老师已推出的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愧对书斋》《满脸苍蝇》《孙绍振演讲体散文》6部。 此外，孙老师还主编教育部审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初中语文》《初中语文·教学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各一套，还编选了《中国散文60年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等多套丛书。 每当他的新专著出版后，他都不嫌弃我这位笨拙的晚辈读者，送我他亲笔签名的专著达31本。他的著作成了我重要的精神食粮。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在孙老师全部著作中，如果让我推荐一本的话，我想把票投给我特别喜欢的《演说经典之美》。 《演说经典之美》顾名思义不是在书斋里完成的，它是根据孙老师在东南大学的讲座录音记录稿整理、修订而成。孙老师对自己的内功和记性素来自信，加上他执教数十年练就的一张“铁嘴”，无论上课还是演讲，他几乎不用稿子，至多也就是准备一份简朴的提纲。他喜欢挑剔的听众和高素质的听众，这反而能激发他的斗志和灵感。一次偶然机缘，他路过南京，应邀为东南大学师生作了一场即兴报告。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演讲现场笑声、掌声不断，互动频频，主讲嘉宾和听众几乎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从此，连续六年他都受邀讲学，且无论刮风下雨，听众场场爆满，有的还是来自校外的爱好者，他收获了作为老师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幸福。孙老师说，这是他讲学生涯中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坦言，他所讲的一切，事过境迁，大都忘记了，若非东南大学的收录整理之功，根本不可能还原初始的状态。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因为如此，该书最大特点是现场感特别强烈，读之如好酒入口，醇厚过瘾。 著名作家、藏书家，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郑振铎把他毕生节衣缩食，苦心收集的10万多册珍贵图书无偿奉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郑振铎以藏书为“天下之公器”的奉献精神一直被传为佳话。同为福建长乐人，或许是受了前辈郑振铎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孙老师也开始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捐书公益长跑。他捐赠的书不乏版本稀少的珍贵图书。如1948年，家宝（曹禺）亲笔签名的电影剧本《艳阳天》、1941年艾青著的《火把》。孙老师说，这些书是他在北京读书时在旧书店淘到的，可惜几经搬家折腾，书的封面已损，但仍不失其价值。除了福建师大图书馆外，他还曾向西部希望学校捐赠部分书刊。 书籍是孙老师一生的至爱。他经常受邀到各地讲学，每次外出归来，他总会带一大包书回家。他的藏书除了自购外，还有文友、笔友、门生、粉丝、出版社、报刊杂志社等赠送的。来自各个系统的书如涓涓溪流，源源不绝，一年之内，他家100多平方米的“豪宅”就难以安纳，这或许也是他捐书的原因之一。 孙老师的丰厚学养根植于他的勤勉阅读。他视读书为人生之至乐，他曾自撰格言自嘲：读书之乐乐于当大官。谈起阅读往事，他的话就收不住。他在《愧对书斋》一书中自述：“如果没有两倍的生命，那就要牺牲除阅读以外的一切爱好。每逢下象棋、打扑克，我就有浪费生命的感觉，不久就通通戒掉了。”孙老师惜时如金，他不抽烟、不喝酒，厌恶一切繁文缛节，对于没什么实际意义的社交活动，他也尽可能谢绝。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他是在疯狂的阅读中度过。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史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他都一遍遍重读，有读不太懂的书籍他甚至会读十几遍，直到豁然开窍。他是活到老，学到老，读到老的典范。他说：“读书就是生命，阅读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读书就觉得难受；不读书，则三餐无味，面目可憎。”年少时，他最理想的愿望是：当一名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他回忆说，在没多少书可读的年代，他也要想方设法弄到书来满足自己的“书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因口无遮拦被隔离审查，陪伴他的除了必读的一些书外，就只有从资料室“窃取”的50年代出版的一本《西厢记》。他舍不得一口气看完，就用写交代的纸张，逐字抄写。唯恐抄写太快，遂用仿宋体，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长期“贪婪”的阅读、积累和思考，不知不觉提高了他的理论素养。从量变到质变，改革开放时代，孙老师的成果便层出不穷，令人刮目相看。 我与孙老师相识之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走进他的书屋，当时是多次听了他的轰动讲座之后，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拜见的。走进孙老师在花圃新村（现已拆迁改建为体育馆）的书屋，出乎意外，与想象中的整齐划一也完全不同，甚而还觉得相当“凌乱”。他的书屋每一个角落都堆放着书刊，看上去像是书店要搬家的样子，但他却心明如镜，什么书放在何处，需要阅读或参考的时候，他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零部件”一样，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孙老师事业有成得益于他的善解人意的贤内助。早期未用电脑写作，他的几百万字天马行空的稿子便是他太太一笔一划抄写出来的。她知道，“凌乱”的书屋正是夫君构思、灵感的最好空间。据他太太介绍，吃饭的时候，他就在乱纸堆中，刨一个坑；写作的时候，就再刨一次坑。联想到孙老师在讲台上气势磅礴、纵论古今，激扬文字，何其潇洒的样子，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毕业后我幸运地被分配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承蒙孙老师的信任和错爱，每当他需要资料或捐书时，他即电话联系我，这使我有机会时不时走进他的书斋，感受他的博学和智慧，也感受他的书生情怀。 读书、著述、讲学是孙老师人生的三大快事，现在还应该加上捐书一事，凑成四大乐章。孙老师说，得上天之爱，他的健康状况没什么问题。他和助手正在对他的文集后3卷作最后的校对、审核，争取在年内推出。待文集出版后，他愿意送两套给图书馆。这就是不老的孙老师！大家风范，赤子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