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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文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这本书收录了1916年到1926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各种工作和活动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茅盾，也能够看到在风起云涌的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它自身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姿态。书中记载了一个小细节：1921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得到了当时领导高梦旦的大力支持，但也遭到了商务印书馆内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当茅盾将改革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投递给其他部门的时候，第二天竟然被同事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虽然钟桂松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书生式的反抗”，但这多少也代表了商务印书馆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茅盾“文化革新”的态度。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胡愈之也回忆说：“当时商务很保守，一切刊物杂志还是用文言文。我当时和沈雁冰同志都喜欢写白话文，但是怕所内老先生知道了不好，都不敢用真名，而是用笔名投到报纸上发表。”其实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即便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洪流，它也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那样先锋和激进，而更多呈现一种稳健的风范。商务印书馆这种略微保守的文化立场让它多次成为新文化运动论争的批判对象，但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商务印书馆这种稳健的作风，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激进和决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 虽然商务印书馆这种“求稳”的风范和主张革新的茅盾有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茅盾毕竟在这所机构里浸润了十年的时间，即便是他的思想再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稳健的气质。相较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茅盾的认识显得更加冷静，也更加理性。在创作上也是如此，王瑶先生曾说茅盾用小说写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通史，简直是一部‘编年史’”。茅盾的作品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但这种风格的沉静和沉稳，却是商务十年给予的。和“五四”那一代人一样，茅盾关注的也是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但是相比于“五四”的激情喷射和个性的释放，茅盾显得冷静得多。他只是在作品中对社会事件、现实人生进行客观的展示和理性的叙述，判断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做。这让他的创作虽然面向很多，层次很丰富，却能够杂而不乱，尤其在茅盾“解剖式”的描写之下，作品本身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便会自然而然地“剥落”出来。 除了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上茅盾也始终怀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作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者之一，茅盾对《阿Q正传》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当时时代的限制，他认为把阿Q说成农民典型是“欠妥”的。对于阿Q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茅盾的理解是“你会感到滑稽，但如果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在《读〈呐喊〉》中茅盾又补充道：“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是中国民族所特具的，似人类普遍点之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够有如此体悟，实属相当理性和超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