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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 一部翻译作品，构成其和谐性的基本要素是译作的语言。雅、洁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所以在将少数民族语言作品译成汉语时，这一优势就不能缺失。清末翻译家严复提出的“雅”多被指为高雅，准确的说应是“尔雅”。“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要近于雅正，合乎规范。杨绛称雅洁之工为“点烦”，即化繁为简的手段，力避拗口、累赘等现象。现代译者要求雅，先得求洁，干干净净的文字，明明白白的思想。简洁为词、简洁为语和简洁为句，汉译自然洁雅。汉语言简意赅，字少意丰，隽永含蓄。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语言较为繁复，如果在翻译中不善化繁为简、以巧代拙，汉语的简洁之美将面目全非。洁为贵，冗为病，乃千古文章之道。文贵简洁，为己惜墨，为人省时，由烦而无当变为要言不烦，是汉译应该追求的语言生态。 3.关于文学翻译的主体问题 艾克拜尔·米吉提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问题》中提出：“作家和诗人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立场的捍卫者，而诗人和作家、翻译家也是这种语言立场的丰富者和实践者。”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他的审美能力、个性、气质在翻译中起着统帅一切的作用，他的艺术追求、创作个性必然在其译作中表现出来。一旦作者与原作的内在感情之间产生一种潜在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译者在阅读理解原作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和谐意识。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中充当多重角色。他既要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模仿其神情、语气，让自我与原作者融为一体，又要充当译者的角色，在解读原作和艺术传达上发挥再创造。同时，他还要充当译文读者的角色，考虑译文能否被读者接受。这就是说，译者“自我”的构成中包含着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一个译者的学养，对于语言的把握，甚至他崇尚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必然导致出现什么样的译文。此外，做翻译容易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的手工劳作，使用并非富于个性化的语言，遣词造句偏于中性，中规中矩。文学翻译的要害在于两种语言间的角力，翻译家要在语言间进行挣扎。 4.关于诗歌是否可译问题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少数民族诗歌具有独特的韵律节奏，翻译有难度。这其中的分寸要把握好，否则要么是过于忠实索然无味，要么是过度创作胡编乱造。诗歌是可译的又是不可译的。翻译之所以称为翻译，缘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文学翻译的挑战都是由于这种差异，都在于要跨越这种差异。这就与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息息相关，再创造是客观存在的，译者的再创造由原作的抗译性所诱发。抗译性较弱的原作，译者的再创作是浅层次的、较弱的；抗译性较强的原作，需要作者发挥较强的创造性，是深层次的再创造。再创造是译者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把握，译者应该尽力消除与原作者之间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发挥创造性，达到整体的普遍的和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