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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的年代，幸好还有萧红萧军等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幸好还有一位伟大的文学舵手鲁迅。相反，被后世文坛反复提及甚至被格外尊崇的张爱玲，其时正在充分享受着迷人的自由写作，她和同样被后世尊崇为“文学才子”的大汉奸胡兰成的私人生活，成了许多人的梦想。这才是我们应该警觉并加以反思的。 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后不久自杀，很多人好奇：张纯如是美籍华人，生活在美国，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创作《南京大屠杀》的？其母说，“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她外公外婆差点失散的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向她讲述了南京大屠杀，并对她说，每个中国人都应铭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张母说，我们从没想到，餐桌上说的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责任和义愤，是支持她写作的动力”。 同样出于责任和义愤的还有作家李镜和刘冰之，前者是专业作家，10年前的长篇小说《出关》写了一个过去从来没人敢写的故事：当民族危亡之际，甘肃一支由地方军阀临时组成的“国军”队伍毅然举起抗日大旗出关，这支出关抗日的队伍的长官就是领导和屠杀红军的旅长马成义，然而在这支出关抗日的队伍中，竟有2000多名被俘的红军官兵……刘冰之是一位籍籍无名的退休干部，从老家张家口退休到海南定居，出版了35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来打鬼子》。故事取材真实历史，当日军攻陷张家口后，在最复杂混乱的南营坊一带悄然形成一股抗日力量——赶大车的把式、国民党残军旧部、算卦的先生、理发的师傅、杀猪的屠夫、买卖烟土的毒贩、小酒馆的跑堂、棺材铺的杠头、神秘的寡妇、暗店里的妓女、甚至庙里的和尚也参与其中，这样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看似互不相干，但却心照不宣，殊途同归，国难之时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都来打鬼子。 当然，我们也毫不讳言，与整个民族的身心巨痛相比，与我们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英雄事迹相比，与我们庞大的作家队伍相比，尽管我们有了以上的好作家好作品，但抗日文学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单薄而脆弱。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一阵“怀念、言说、回顾、反思”风平地刮起，关于中国抗战文学的话题一个又一个，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刻反省的问题。我们除了要求侵略者正视历史和反思战争之外，我们自己对那段历史又知道多少？记录了多少？表现了多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是对日本的忠告，也应该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崇尚英雄和爱国主义教育一天也不能停止。 冷静观察，中国军事文学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路下坡，难见起色，受困的因素很多，其中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作家丢弃了“为什么写”这盏指路明灯。我们是穿着军装的写作者，与操枪弄炮的基层官兵相比，与科学前沿的军事专家相比，与风雨兼程的边疆战友相比，我们是营区阳台上养育的一盆兰花。如果我们忘了军中写手的神圣使命和存在的价值，军事文学终将奄奄一息。平庸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不足以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平庸之作也不能引领读者认识世界走向光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抗击入侵日寇，直到胜利。这就是正义之战。如果作家混淆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这个概念，就会狭隘地理解“军事文学最高境界是反战”，迷失在思想混乱的雾霭中。第二，作家心中有没有爱的问题。文学作品最高贵之处在于有爱。爱你的家人才会写好家人，爱你的军队和国家才能写好军队和国家。军旅作家徐贵祥十几年先后出版了抗日题材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四面八方》《马上天下》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徐贵祥几乎没有写过地方题材，不是他不会写，而是他对这支军队有锥心泣血的爱。《八月桂花遍地开》也许不是他最成功的抗战小说，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有一笔将在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存留下来，那就是，他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也有爱的日军。萧红的《生死场》也写到日军的几次微笑，“写好我们的敌人”是文学人性观的一个巨大突破，这也正是徐贵祥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对文学创作实践的一大贡献。第三，关于大题材和小题材的困惑。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最长的一天》，到底归入大题材还是小题材？说大，它是二战中欧洲战场最为关键一役；说小，只写了6月6日这一天的诺曼底登陆作战。朝鲜族青年作家全勇先早年一直致力于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恨事》《八女投江》等让人过目难忘。文学创作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大题材小题材之分，只有大思想小思想、大场面小场面、大容量小容量之分。徐贵祥创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路径一目了然：他想创作一部旨在提升铸造国格和民族性格的长篇小说，在浩如烟海的抗日素材中，他在家乡“陆安州”(安徽六安)找到了故事和人物，于是设置人物，铺排战场，最终完成任务。说到底，文学创作既是心灵舞蹈的活儿，又是技术的活儿，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成熟的故事、高超的技术和爱的激情，不痛不痒的文学在我们笔下还会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